有些中国人可能会对一个外国人也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感到不解，他们会问，“西方人怎能理解中国古诗？”对于这个问题，宇文所安最喜欢用一个反问回答：“你觉得你能理解《堂吉诃德》或莎士比亚吗？”
　　美国人爱上中国诗
　　日前，本报记者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见到了宇文所安。在宇文所安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很多还是线装的。一时之间，记者还很难将这些书和它们的主人，眼前这位高鼻梁、褐色眼睛的美国白人联系起来。
　　宇文所安告诉记者，他14岁那年迁居巴尔的摩市，在当地的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诗。“我至今还记得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的名字——《白驹》，诗集收集了从东周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很多诗歌。那一刻，我开始喜欢上了中国诗，至今依然。”宇文所安说，当时他读的都是翻译为英语的唐诗，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中文之后能直接阅读中文的唐诗，更感觉其乐无穷。
　　诗歌可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幽深的门类了，连中国人都感觉很难把握诗歌复杂的内涵，更何况语言和文化都大相径庭的外国人！对于研究非母语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语言的美感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富有语言天分的宇文所安则对翻译唐诗有另外的解读：“翻译诗歌的难处在于忠实传达诗人的风格。中国读者在阅读唐诗的时候，知道各个诗人风格的不同。王维的诗非常温柔节制，李白的诗则非常豪放飘逸。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会尽量把这种风格的差异反映出来，让英文读者也能像中文读者那样体会到每个诗人风格的不同。”
　　记者让宇文所安现场翻译李白的《静夜思》，宇文所安很快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英文句子：
　　Bright  moonlight  before  my  bed， 
　　床前明月光， 
　　Seems  to  me  frost  on  the  ground。 
　　疑是地上霜。 
　　I  look  up，I  gaze  at  the  moon， 
　　举头望明月， 
　　Then  drop  my  gaze，thinking  of  home。 
　　低头思故乡。 
　　虽然翻译速度可谓倚马可待，但宇文所安显然并不满意。“像这样平白如话的诗很难翻译。”相比之下，宇文所安更喜欢翻译晚唐诗人李贺的诗。“他的诗很容易翻译，因为充满了奇特华丽的意象”。
　　我并没有批评现代汉诗的意思
　　宇文所安如此喜欢唐诗，那么他对现代汉诗（也就是所谓的新诗）如何评价？此前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过宇文所安对现代汉诗的批评，认为现代汉诗体现了双重不足：它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古典诗，一方面又比不上欧美诗，失了根的现代汉诗注定只能模仿西方原本，变成不中不西的赝品。
　　宇文所安对记者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是对北岛诗的书评。（这篇文章最近被重译，发表于《新诗评论》——编者注）“从此很多人有了误解，认为我在以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的身份来批评现代汉诗和北岛诗，实际上我的议论比这个复杂得多”。“首先我要声明我喜欢新诗，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并不比对现代汉诗更甚。”
　　当记者说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现代汉诗时，宇文所安表示理解，他说：“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要知道，当你阅读唐诗的时候，你读到的往往是经过多次拣选之后留下来的精华。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都经过了数百年的考验，我们可以肯定还有无数质量低劣的唐诗没有流传下来。但当你阅读现代汉诗的时候，你读到的当然可能有精华，但大多数可能很糟糕，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
　　宇文所安强调说，他在《什么是世界诗》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在这一情况中，中国只是一个个案，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相同的处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新诗属于国际文化，就像很多国际文化形式一样（譬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例），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交流的唯一方式。但是诗歌和体育竞技的不同处在于，诗歌需要翻译。如果一个诗人想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作品必须经过翻译，因此，翻译的可能性就成为新诗的一部分。”
　　在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数量相当
谈到英美等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现状时，宇文所安直言：了解不多！就拿哈佛大学来说，比较文学系的很多教授，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代人，都对中国文学了解甚少。西方人对诗歌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最大的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旧体诗主要用于社交场合，比如朋友之间互相赠送诗作作为情感沟通的手段。像诗歌朗诵会——面对一大群陌生的观众朗诵自己的诗——在古代中国绝对是没有的。
　　虽然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依然很大，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崛起，美国人对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大国的兴趣正与日倍增，对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宇文所安说，在哈佛，无论是喜欢文学的本科生，还是美籍华人本科生，都对唐诗很有兴趣，而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师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说，在哈佛东亚系，讲授中国文学、历史、思想史等的老师差不多占了一半。除了东亚地区之外，哈佛东亚系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规模最大的系之一。“25年前，我们有两位中国文学教授，还有一位主要教文言文；现在，我们有五位中国文学教授和一位专门教文言文的讲师。中国历史专业也经历同样的发展和扩大。25年前，中国研究在哈佛人文学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和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数量相当。”
　　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学开的课不仅仅是唐诗，而且涉及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当记者说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后继乏人，中文系的学生出来更倾向于实用的工作时，宇文所安并不表示忧虑。“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大多数人都非常实际，大多数学生也都是很实际的。不过，这恐怕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
　　宇文所安说，在美国大学，本科生可以选很多非本专业的课程，毕业后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因此，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远不限于只是培养专业人才。“比如说，选过我的课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成为医生、律师、商人、政府官员。哪怕他们只是读过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也比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好得多。这会有助于中国和美国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如果美国政府官员中多一些曾经学习过唐诗的人，美国今天会好得多，世界也会好得多！至少他们会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应该给美国总统布什开一门课，让他学习中国唐诗。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

俞鹏飞　摘自　《环球时报》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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