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金是一个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是他终生的信念。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老巴金没有领取过国家的工资，他一直靠稿费生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十几年里，老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不领取工资的。他认为作家是由读者养活的，作家还要从读者那里汲取创作的养分，所以当然应该把心交给读者。
“文革”期间，老巴金受尽磨难。一天，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段消息：一个女青年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默默地看《家》，周围的人发现了，要她把书当场烧毁，并参加对“毒草”的批判。当时报纸刊登这条消息的目的是要宣扬“文革”如何深入人心，但老巴金却十分激动：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的作品！
信仰
年轻时的老巴金常说：“我不怕！我有信仰！”的确，信仰是他人生旅途的支撑。但到了一九五七年，老巴金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删去了旧作里的两行字：
但我仍然要向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他承认思想是会变化的，收回了年轻时的“大话”。
他多次说，自己的信仰由三部分组成：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我曾在老巴金的《点滴》里看到一段话：“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我喜欢这段话，就请老巴金写给了我。后来我发现，这段话是从他的“老师”那里衍化来的。这位被老巴金称为“老师”的意大利人凡宰特，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一九二七年在美国与萨珂一起因被诬陷而处死，整整五十年后才被宣告无罪。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老巴金的信仰。
许粤华一九八九年从美国到上海，来华东医院看望老巴金。她是老巴金的朋友，还是他的一位老朋友黄源的前妻，又是他另一位老朋友黎烈文的夫人。黄源和黎烈文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粤华也编过刊物，从事过翻译工作。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许粤华和黄源是最早赶到鲁迅遗体前的人，老巴金和他们一起参加了鲁迅的治丧事宜。她现在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老朋友重逢，气氛非常热烈，许粤华的几个子女也在场。当时除了聊天、谈往事之外，许粤华还很想说服老巴金皈依到“主”的脚下。她恳切地说：“老朋友，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是还缺一样，你没有主；有了主，一切就都完美了……”老巴金始终笑着，可并没答应。
后来老巴金给许粤华去信，他说：“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愿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谁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
随想录
“李潇：书里有真话，也有假话，真真假假，你自己判断吧。”这是老巴金题写在给我儿子的那本《随想录》合订本上的话。
一九七八年，因为日本电影《望乡》引发的争论，加上老朋友潘际的邀请，老巴金开始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随想录》。《随想录》的写作前后用了八年，共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是老巴金创作的新的巅峰。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思想；所以，《随想录》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
《随想录》的写作过程是相当曲折的：有的稿件莫名其妙地消失；有的被蛮横地删节；有上面“持不同政见”的指责；有“真话不等于真理”的嘲讽。其间有两次差点中断：一次是老巴金被蛮横的删节激怒了；另一次是编辑潘际突然被通知退休(最后潘际坚持在退休后编完了《随想录》)。但老巴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他必须要弄清楚“文革”这个怪胎是如何产生并影响了中国十年，否则无法向子孙交代。老巴金说：“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他从“ 反胡风运动”、“反右”、“文革”这三次大劫难着手，首先解剖自己是如何盲从或懦弱，说了假话，伤害了别人；拷问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丧失了独立思想的权利和能力，讲出了极有分量的真话。因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讲真话确实很难，连老巴金也坦言：《随想录》里也不完全是真话。正如学者陈思和在《巴金的意义》一文中说：“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从消极意义上拒绝与权力者的某些行径合作。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的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
我觉得《随想录》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有思想的书，我向老巴金提了一个问题，很幼稚：问他为什么不加入政党。当时觉得老巴金太了不起了，加入政党会让他的思想影响更多的人。
老巴金回了信，他说：“对你的那些话，我只能说谢谢。”对问题的答复，他是托人带的口信，很简单：
我不愿意命令别人，也不愿意受命于人。
批评观
一九五六年，虽然经历了“反胡风”运动，但后来又开始提倡“百家争鸣”，于是老巴金的思想活跃起来。当时姚文元发表了“恰到好处的批评”观，老巴金经过思考，针锋相对地说：“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嫌鸣声聒耳，他们害怕‘百家争鸣’会造成一个思想混乱的局面，于是挖空心思在考虑防止混乱的办法……既然鼓励别人讲话，最好还是少来些限制，暂时不必发什么‘恰到好处’的通行证之类。”一九六二年老巴金又发表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评“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说：“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老巴金的独立思考据说遭到了最高领导的严厉责问：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是要资产阶级自由！于是十年“文革”彻底剥夺了老巴金的自由。
不过思考是老巴金的天性，“文革”确实使他不得不暂时屈从，但从后期起他又开始思考和探索，再也没有停止。
不高兴的纸条
一九九三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巴金小说全集》，全套十册，印刷、装帧都属上乘，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老巴金却高兴不起来，他非常反感出版者强加在他书中的那些“序”。
这套书除了老巴金一九九○年九月九日作的《小序》，另外还有出版者安排的《总序》和每一册的《序》，算下来有十余个。出版者安排的“序”其实就是评论文章。评论家爱怎么写是他们的自由，但事先并不征求意见，直接印在老巴金的作品里，这其实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书已印出，送到家里来了，老巴金也无可奈何。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是他送人的书一概不签名；二是在书中附上一张纸条，说明自己的态度：
“我容忍这些《序》，可是并不同意它们。巴金”
为友之道
九十年代老巴金住在医院里，他经常听自己几篇文章的录音磁带，是请上海的陈醇朗诵的。除了《怀念萧珊》外，还有《怀念从文》。陈醇的音色很好，感情和节奏的处理也很好，我们也都听得入神。听着听着，不禁会想起老巴金的另两个老朋友曹禺和萧乾。
老巴金和从文、曹禺、萧乾都相识于三十年代，从文很早退出了文坛。一九四九年，因为郭沫若前一年的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檄文和北京大学校园里打出的“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逼得从文精神失常，完全可以说是死了一回。幸亏老友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把他接到清华调养了好几个月，使他恢复了正常。
从文于是离开了北大中文系的讲台，离开了风波险恶的文坛，去做历史博物的研究，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下，居然异军突起，硕果累累。这时他反过来看文坛，倒是格外清醒。一九五六年他就说，巴金的事情太多，“这么不从容，哪能写得出大小说？”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老巴金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发了言，从文却忧心忡忡：鸣放不免有些乱，到时候会把责任转到巴金的头上来。
他们之间有过辩论，老巴金说：“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一次是为了周作人，老巴金批评周作人的生活和行为，从文不赞成；还有一次是老巴金与朱光潜争论，为了一幅名画到底是油画还是水粉画，还为了老巴金应不应该为《雷雨》落泪。从文急了，说老巴金不该把感情“过分糟蹋到这上面”，责备他“什么米米大的小事”也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
后来老巴金将从文称为“敬爱的畏友”。
萧乾的情况与从文类似，他也被郭沫若点名批判过，一九五七年又当了右派，还经历了三次婚姻破裂，直到与文洁若结合，才有了真正的家。
后来萧乾平反了，老巴金非常高兴，认为“正义终于伸张了”！他要萧乾抓住珍贵的时光，做自己擅长的事、最想做的事，“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曹禺就是被“长官意志”害了，老巴金非常惋惜他“心灵中的宝贝”没有完全写出来，贡献给人民。曹禺以前给老巴金的信中说过：“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曹禺去世后，老巴金伤心地问：“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确实，曹禺的《雷雨》是老巴金看后建议靳以发表的，在曹禺投稿与老巴金看稿之中有一些时间耽搁，这也正常。但有些媒体为了拔高“巴金慧眼识曹禺”一事，大做文章。甚至说成是老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老巴金为此很生气。他不喜欢人家宣传他，更反感贬低他人或朋友来抬高他。萧乾也写过有关文章，老巴金很诚恳地给他写信说：“你想，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
沈从文在一九八八年去世，曹禺在一九九六年去世，萧乾在一九九九年去世，老巴金的三个才华出众的朋友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他也白白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所以老巴金《怀念从文》的结束语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曾华清摘自《老巴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