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贫瘠的小山村,坐落在光秃秃的山腰上,山脚下沟壑纵横。三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我们的志愿者扶贫夏令营马上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活动了。这次扶贫夏令营汇集了几个大城市的志愿者,分成几个专业组为这里的村民进行农林业指导、健康普查、卫生宣传,我们的小组则是组织村里的孩子们上课和做文体活动。 午饭时间到了。村子里的孩子不多,我们每天早晨从营地出发来这里的时候,都为孩子们带了午饭——简单的盒饭,考虑到山里的孩子饭量大,我们又多带了许多。可是第一天我们就发现,带来的盒饭远远不够,其它村子的孩子也走很远的山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于是大家都省下自己的午饭给这些孩子们吃。 这时,旁边一位志愿者捅了我一下,在我耳边说:“看那个小孩,每天都抢两份盒饭,然后偷偷溜出去,过好半天才回来,然后到处找别人吃剩的饭盒。” 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小男孩,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一身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衣服,外面套了件我们发的夏令营长袖T恤,抱着两个一次性饭盒,正蹑手蹑脚地向院外溜。我走过去抓住他,然后在他面前蹲下来,尽量轻声地对他说:“小朋友,你看,这么多小朋友都在这里吃饭,你为什么要去外面吃呢?” 他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吞吞吐吐说:“饭是给俺娘带的,俺娘病着,做不上饭。俺只拿上这两盒,回来也不吃了,真的。”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比县城大得多的地方来的,偷拿我们的盒饭回家,一定是极大的错误。 我真怕吓坏他,急忙笑着对他说:“替你娘拿饭,说明你孝顺啊,真是好孩子。我们一起去看你娘好吗?” “好!”他有些惊喜,弯眼一笑,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我拉上这次活动的指挥老蔡,随着孩子走出院子。正好做健康普查的志愿者刚刚回来,两名医生自告奋勇,也跟着我们上路了。 孩子的家在山坡下,离村子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一间依山搭建的破土房,一半是房子一半是窑洞,没有门,只挂一个厚厚的门帘,被从外面用棍子抵住。“娘自己在家,怕狗进去。”孩子一边打开门帘,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屋子里非常昏暗,炕上躺着一位妇人,脸色土灰,盖着一条还算整洁的棉被。孩子把盒饭放在枕边,小声地在妇人耳边用当地的方言说着什么。妇人似乎吃了一惊,急急地想坐起来。医生赶忙过去扶住她,让她半躺在炕上。 我告诉她,我们并没有责怪孩子的意思,只是来家里看看,看我们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她说话很费力,而且声音很小,孩子为我们翻译说,她已经病了很久了,全仗着村里的救济生活。平时都是孩子给她做饭,但这几天孩子参加夏令营,不能做饭给她吃,就每天带盒饭来,中午一盒晚上一盒。孩子自己不吃,说夏令营还有饭。 我不禁把孩子搂在身边,抚摩着他的头。老蔡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掏出对讲机,告诉夏令营后勤组,马上准备两份盒饭,一会儿让孩子吃饱。又让所有志愿者把零食集中起来装在一个袋子里,等孩子晚上回家的时候带回来。山区里对讲机信号不好,整个屋子里回荡着噼噼啪啪的噪音。 妇人似乎发现了什么,眼睛直钩钩地盯着老蔡手里的对讲机。老蔡说完话,她怯生生地问,可不可以借老蔡的电话用用,她把对讲机当成了电话。 我们问她打算打电话给谁,她告诉我们,有位北京的好心人通过县里的扶贫热线给她捐了一条棉被,还给她捐了一些钱和药。她求人从县里查到了北京的电话号码,想打个电话谢谢人家,可是自己却下不了床。说着,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块小纸片,上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面面相觑,都没了办法,山里没有手机信号,电话根本打不出去。望着妇人祈求的眼神,老蔡一咬牙走出土屋,打开对讲机:“所有对讲机十分钟之内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声音,另外,记录一个电话号码给北京的志愿者……” 走回屋子里,老蔡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掏出我的对讲机递给随来的一位医生,她会意地跑了出去。老蔡在自己的对讲机上装模做样地按了几下,把对讲机凑到妇人耳边:“说吧,我已经把电话接通了。” 妇人非常激动,紧张地竟说不出话来。“电话”里传来医生的声音:“大姐,您好!我送给您的东西都收到了吗?” 妇人已经泪流满面了,只是嚅嚅地重复着:“谢谢,谢谢……”然后就是剧烈的咳嗽。 “电话”那边也传来了抽泣的声音。老蔡急忙对着“电话”大声说:“谢谢你啊,欢迎你来这里看看。”然后让“手机”发出一阵噪声,不好意思地说:“山里信号不好,你看,电话断了。” 妇人千恩万谢中,我们留下了衣袋里所有的钱,走出了土屋,在屋外找到了那位已经哭得泣不成声的医生。 回去的路上,老蔡得到消息,那个北京的电话号码是北京一个志愿者组织的捐助电话,这次活动就有来自那里的志愿者。
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个小村子是不是通上了电话,不知道那个孩子和他的妈妈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