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绘

广西师大六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年轻女秘书的图片在网上传播后，舆论对高校评估的批评声势达到新高潮。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最尖锐、最权威的，是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答记者问。他毫不含糊地说:“高校评估该停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评估对学校的重要威慑: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因此，不少高校为了评出好成绩而不惜让师生造假。他说，作为被“评估”的高校领导和师生，“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面对一个“副部长级”校长这样严厉的措词，有关部门官员很难保持沉默。《南方周末》4月24日刊出朱校长的讲话，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次日就对此表态了。他解释说，高校评估是一个“指挥棒”，使得各地的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经济来办好高校。应该说，高校教学评估使学校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对于媒体不断报道的高校评估当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这位发言人的表态在意料之中: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要坚持的，问题是工作过程中难免发生的，正在改进的。

事实上，古今中外，想要一个权力部门自我否定不知有多难。比如，朱校长说这评估发动师生造假，“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他说的是败坏社会道德。这种对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的践踏，在孔夫子看来是十分严重的事，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美国揪住克林顿不放的，并不是他“生活作风”不好，而是他对全国人民说了假话。可是，王发言人强调的是学生因评估而受益，居然还是“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那些集体造假蒙哄评估专家的行为，不过是搞了“形式主义”。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种欺瞒的政治顽症，都是在这种不以作假为耻的氛围中延续的。在下者，认为自己是被逼敷衍上面，承认搞了“形式主义”也不是什么大过，甚至还有几分得意；上焉者，不得已时检讨自己有“官僚主义”，也不失面子。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高校评估到底有无必要坚持，究竟是劳民伤财、败坏社会道德，还是利大于弊，只是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其实，这种全国性评估不止教育部在高校间进行，要说它完全没有一点作用，那也不是事实。作用肯定可以摆出几条来。好比在全国众多城市搞的“创卫”、创建“园林城市”。被检查评比的城市，为迎评，花那么多钱，清除了长期恶臭的垃圾死角，整修粉刷临街立面，建街头绿地，搬迁冒黑烟的工厂，不是成效是什么？但是很多城市水还是臭，空气还是污浊，垃圾很快就又堆起来了……一句话，长效机制没建立起来，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也就是朱漆马桶光鲜不了几天。

教育部门主持的这种高校评估，在我的人生经验中就有老套套之嫌。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武汉市的一个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跟着区长搞企业的“五项整顿”。我们与区经计委、工业科（现在的区局）和财办（管商业企业）的人，“下”到区属各企业，帮他们一项项搞“达标”。那时候官员、公务员远没有现在威风，但我也跟着混了不少餐好吃好喝，也很受人“尊重”。回头看，这所谓的“整顿”（评估是否达标）就是瞎折腾。其实，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是一直在通过“劳动竞赛”、树红旗标兵等评估方式，试图提高效率吗？———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企业最有效的评估在市场，经营管理不到位，就会被社会无情淘汰，反之就会成为名牌，行销天下。

难道对为社会培养人才、输送人力资源的高校，最有效的评估不是在社会而是在主管部门吗？学生毕业后要自谋职业，政府机关和研究单位也是面向所有大学选拔优才。为什么要由教育部门官员来主导高校评估，而不可以把这单活交给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