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体昌

　　在站点等车,我又遇到了他。大约四十多岁,瘦瘦的,背一个褐色的包,眼睛朝汽车驶来的方向不停张望。在这个写字楼前站点等车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头发花白的他,在一群新鲜的面孔中太抢眼。

　　有时候他把包像年轻人那样斜挎在胸前,有时候远走几步离开人多的站台去吸烟,人们争先恐后上车的时候,他总跟在最后边,不紧不慢。我留意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四十多岁的人,现在已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数有房有车,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身边的小伙子大姑娘们都脱下了厚厚的冬装,他却还穿着那件款式落后的旧羽绒服,恪守着“春捂秋冻”的古训。在城里,混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处在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了,可他每天却要挤公交车……

　　四十多岁的人,童年时代尽管比较艰苦,但他们上大学时是免费的,那个时候的大学被人们称为“象牙塔”；四十多岁的人,就业是国家“包分配”,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万人挤独木桥般竞争一个好工作；四十多岁的人,大多数赶上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没有买房子的压力,比我们至少省了十年的奋斗。总之,我很羡慕这些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可是,这个等公交车的中年男,倒像一个反例。我猜想他过得一定不怎么样。

　　有一天,我家门前修路,我和他挤上了同一辆车。他很幸运,不到五分钟身边的人下车,他坐了下来。不大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太太,系着围巾,手里拎着竹筐,一股很好闻的草莓香,应该是附近乡下来卖草莓的。前几排的人眯起眼睛,享受着耳机里的音乐,对她视而不见。据我观察,这个城市的人很“势利”,很少有人给乡下老人主动让座,人们更喜欢给衣着体面的城里老人让座。他突然站起身,伸过手去,把老太太扶过来。老人只是感激地一笑,没说什么。大概这就是人们不喜欢给乡下人让座的一个缘由吧。他们嘴巴不甜。

　　这个周末,领导让我到公司对面那栋写字楼17楼签一个合同,我们要请对方的吕总给我们做关于“并行研发”的讲座。领导说,我们邀请的讲师曾在GE公司担任高管8年,水平极高,叮嘱我见面后态度一定要好。

　　当我迈进那家公司的办公室时,大吃一惊,我们邀请的讲师居然是他——等公交车的中年男。很显然,他不认识我。谈讲课费、签合同的过程非常轻松,他没有斤斤计较,很干脆地承担了会场租赁费。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心里充满疑惑。

　　第三天,我早早赶到了会场,在大厅等候吕总。他来得很早,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神采飞扬,跟我在站点常见到的那个等公交车的中年男判若两人。不得不承认,他讲的课精彩绝伦,讲课费虽也不菲但物超所值。

　　中午,我们请他吃饭以示答谢。我和另一个同事坐他的宝马车去酒店,他的汽车里一直在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天刚下过雨,他开得很慢,特别是在经过公交站点时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将雨水溅到行人身上。

　　吃饭时我向他敬酒,说出了自己的秘密: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经常向家人提及那个“等公交车的中年男”,并揣度他的职业,分析他“失败人生”的种种可能:快递公司职员,再就业,没读过大学,他可能很埋怨社会……他听后淡淡一笑:我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去生活,别人的评判与我无关。

　　低调生活、高调工作的人,他们才是城市的“大隐”。生活中,他们平和内敛,能给予别人心理上的优越感；职场上,他们犹如机敏的狮子,能量之大让人惊喜。他们自己活得精彩,也给别人带来精彩。

　　其实,我们每个人眼中都有个“等公交车的中年男”,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倒影。

周建良 摘自2012年04月17日《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