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李木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听到它该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吧？那时正去山东的临沂采访，听到了就如种子丢在了心里。不知过了多久，就有《范师林》这篇小说，写它时是流过泪的。写过也就放下了。又是一些年过去，再读还是崭新如初，心起波澜。就想起《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只可惜我们往往颠倒了做，将结好果子的树砍了，丢在了火里焚了毁了，没人可惜。
　　
　　——作者题记
　　
　　范师林死了，死在县法院门左边的布告栏下。他是抄着手，缩着头，蹲靠着布告栏栏腿死的，灰白的头发上，稀黄的眉毛、鼻翼和枯干泛红的山羊胡子上，都积着雪。
　　
　　这是今年第一场瑞雪。他肯定是在夜里死去的，是在睡眠中慢慢冻僵的。
　　
　　没大停留，不到中午就把他送到了火化场。县一中的一辆客货两用车，斗里躺着他和一个学校送的花圈，驾驶室里挤着杨晓芬、赵强和我。整容的王师傅说，几年啦，还没见过这么少的人送行的。
　　
　　我们几个人虽然都默默的，可是心情却是一样的，都感到死了的好，心上如卸下了一块石头似的。
　　
　　范师林曾是我初中的物理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不到半年，我却永远也忘不了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大雪天，星期天，只是比现在要冷得多，夜深得很。饿醒的我只感到浑身披着凉水似的，冷得难受，饿得难熬。肚里没食哪来的火力？那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家在农村的我，姊妹多，家贫，只能从家里带些地瓜干在学校的伙上馏馏维持学业。
　　
　　越是睡不着，饥饿越发的难捱。睡在同床上铺的赵强那细匀的鼾声，聒得我心烦意乱。终于，赵强床头墙上垂下的馍馍袋将他聒人的鼾声滤得寂然无声。黑暗里，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这如此醒目的馍馍袋。我知道的，那里面装着他刚刚从家里带来的菜角子（这是鲁西南地区的一种食品，形状像水饺，只是它要大得多，是蒸而不是水煮）。他从家里来到学校宿舍即就着开水吃了一个，黑黑的地瓜叶馅里，还掺夹着黄灿灿的豆饼（黄豆轧去油后留下的饼）。想着他那吃时的呱叽声和两眼放光的吃相，对我犹如刑罚，我翻身，再翻身，终于坐起，神差鬼使般从那垂下的馍馍袋里摸出一个角子，瞬间吞下。
　　
　　虽然存在着角子多可能没数的侥幸，但我还是想一起床就给赵强直说吃了他的角子，可是虚荣心害了我。就在我犹豫嗫嚅之际，灾难来了，正准备拿出角子到伙上馏的赵强突然咋唬起来：“少了一个！谁偷了我的角子？”
　　
　　一个偷字吓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大家为表示各自的清白的咒骂：“贼！”“孬种！”“老鼠！”谁知搡在牙上的地瓜叶使我“露了馅”，一时全室无语，几十双眼睛割着我。
　　
　　就在无地自容的我弃学回家的当天夜里，范老师和赵强来了，来到了离县城二十多里的我的穷家里，鞋上裤腿上蹚得全是雪。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那眼镜框上和有点泛红的上唇须上，也结着雪，只是略嫌清瘦的脸上满布着慈爱。家里几乎就是四个旮旯，他跺在屋当门的雪怎么也不化，可是我心头上的雪却融了，就一下扑在老师的怀里哭了。当晚我就返校了，他那新婚不久的妻子、当民办教师的杨晓芬已经给我们做好了冒着热气、闪着香油花、卧着鸡蛋的白面条。这是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第一次吃带鸡蛋的白面条。
　　
　　范师林老师是山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分到县一中不久便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想不到还没到寒假他就出了事，竟是因为偷盗，而且是偷了县委书记夫人的手表。
　　
　　一中和县委就在一条街上，县委书记肖云飞让校长找人给家中门厅里安一个日光灯，校长就找到了范老师，教物理，懂电，人又干净，能拿出门。
　　
　　灯安好了，他还喝了书记夫人、文化局副局长苏筱亲手泡的一杯香茶。一回家他还一个劲向杨晓芬老师夸书记夫人没有架子，并说那茶多香多香。
　　
　　谁知第二天范老师就被校长叫去了，把他几点几分去的县委书记家、去了以后先干啥后干啥再干啥问了个点滴不漏。范老师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状，直到校长点破主题说出了表的问题，他这个温和的人才腾地一下站起来，平日里如小溪娓娓般的谈吐竟变得结巴了、凌厉了：“别让、让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县委书记是、是人，教师也是人！凭什么干完了活赏给个偷名？”
　　
　　他不知道，就在里间里，书记夫人苏筱正听着呢。
　　
　　他们本想通过谈话，只要范老师将表交出来就算了。因为那天装灯的时候，保姆赶集买菜，家里只有苏筱和范老师，放在当门桌子上的手表不可能是第二个人拿去，也不会自己长腿跑了。
　　
　　那就报案吧，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昌本亲自负责此案。
　　
　　案情十分简单，范师林被正式拘留。
　　
　　全校震动。我和同学们谁也不相信范老师会偷东西，绝对不信。他那整齐的藏蓝中山装，他那净亮开阔的额头和脸上永也不褪的温和，都和“偷”字根本不沾边儿。杨晓芬老师却有些疑惑了，她不信丈夫会偷别人的，可是自己手上的这块上海表正好是他去安灯的那天下午买回来的。她清楚地记得，丈夫将表戴在她手腕上的时候，还嘱咐她：“你在城郊俺村教课，每天侍候完我的母亲还要往我这里赶，不掌握个钟点太不方便。结婚时家里紧巴，没给你买啥，这就算是个补偿吧。”
　　
　　当时晓芬还埋怨他不该花这个钱，说要将表退了去。晓芬老师知道范老师孝顺。为了供养他的学业，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得水肿病去世母亲也没告诉儿子。他们正在商量着赁间房子将母亲接到城里来，也好跟着他们一块吃点细粮，免得师林心挂两肠老不安生。钱多多花，钱少少花，师林这个理还不懂？
　　
　　再是巧合晓芬老师也还是不信她的丈夫会偷人家的东西。
　　
　　刘副局长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一点也不虐待这个文弱书生，只是反复地诱导、劝说。因为案情十分的简单，只有两个人在场，而书记的夫人、一个有着相当威望的文化局副局长是不会说瞎话的，况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说这种瞎话。
　　
　　刘昌本是个细高个，脸像欧洲人似的棱角分明，他从主位上踱过来，深倾下身子，注视着端坐在条凳上的范师林，一字一板但却语重心长地说：“师林同志，你能上下大学多么不易，肖书记专门交待说咱们县里缺教师，只要你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已经被审问了两天的范师林抬起迷惘的眼睛，恳求着：“四十多个学生都等着我去上课，我不能耽搁了孩子，放我出去吧，我怎能拿县委书记的手表呢？”
　　
　　他没想到一个人一旦丧失了自由，那个无形地控制着你自由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在以后的三天里，他几乎是没有得到睡眠，讯问的人员分成三班轮番向他讯问同一个问题。
　　
　　他终于招供了。承认是他偷的，动机是母亲缺粮妻子缺表，晓芬手上的那块就是。
　　
　　刘昌本却揭穿了他：“不对，你妻子手上的那块是上海牌，在你兜里的物品中就有这块表的发票，肖书记的那块表是瑞士产梅花表。说吧，表哪里去了？光凭你这态度就够判你几年的，老实交代，还可以少蹲点。”
　　
　　审讯室里虽然冷气森森，汗水还是立时涌上了范师林的额头。对面白墙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八个黑色大字山一样压过来，他甚至听到了自己骨骼碎裂的声音。对判刑怀着绝望与恐惧的范老师，彻底被“判刑”二字击垮了，嘴张了几张终于没有声音，无措的手无目的地摘下眼镜，又无意识地窝得一截一截的，再也不吐一个字，只有温和的眼睛里闪着刺目的惊恐。
　　
　　不久，晓芬接到了学校转来的范师林的信。信上只有一首歌谣和画的几朵梅花，只是每一朵梅花都带着时针分针秒针，歌谣是：“新媳妇，不新了，两个蜜蜜（乳房）半斤了。”
　　
　　接到信之前，晓芬老师已经得到消息，范师林疯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魔道了，大夫说是精神分裂症。
　　
　　才十天的工夫，有红似白、鲜灵灵的晓芬老师，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水分，连原来油亮的柔发也干燥如麻了。她还是一节不落地教课，还是那样精心地侍奉婆婆。只有到了晚上，她才成夜成夜地流泪，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结婚的日子。婆婆的欢喜，师林的从欢乐里长出的、只给她一人的幽默，还有结婚那天晚上，村上孩子们闹洞房时齐声呼喊的顺口溜：新媳妇，不新了，两个蜜蜜半斤了……
　　
　　有罪的范师林因为精神的分裂没有被判刑。晓芬将他接到了村上的家里。
　　
　　师林并没有像其他精神病人那样比要饭的叫花子还脏，他仍然像当老师那会穿着藏蓝的中山装，干干净净，因为有两个女人在全身心地照看他。只是宽宽的前额失却了光彩，只是温和的眼睛前没有了眼镜。
　　
　　有罪的师林不和任何人说话，也害怕任何人碰他，甚至晓芬端上的饭他也不吃。只有对老母亲他才少了些戒心，但也是冷冷地、审视地、沉默地、局外人似的看着母亲所做的一切。
　　
　　有罪的师林每天只有一样事要做，那就是一大早便要进城去，到县法院门前的布告栏前，眼睛几乎紧贴着玻璃，详详细细地看判决犯人的布告。无论冬夏，风雨无阻，而且是从头看到尾。没有新的就重看旧的，即使是旧的已经残破不全，他也要把残破不全的布告看个完完全全，甚至对于掉在地上的残片，他也会拾起来看个究竟。
　　
　　他是在看有没有对一个叫做范师林的人的判决。
　　
　　日渐苍老的母亲，心痛儿子，也怜惜媳妇。她不信原来那么懂事的儿子会永远这样下去，她劝晓芬晚上到儿子住的堂屋西间里去，她特别渴望他们能有个一男半女的，这样也许儿子的病会因为有了孩子而好转，也能拴住媳妇，这个家也就有指望了。
　　
　　晓芬何尝不想和师林在一起？她才二十来岁，她也盼着夫妻的感情和孩子能把丈夫从与世绝缘的世界里拽出来，她甚至想哪怕能够再享受一天真正的夫妻生活，她也会永远地守着这个曾经给过自己那么多欢乐的亲人。她一次次地来到丈夫身边，“师林”“师林”地唤他，用哀哀的眼睛苦苦地求他，有时还会解开怀轻轻地抚弄着白实的奶子逗他，但是每一次的亲近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使他惊恐得犹如被猎犬追捕的野兔。每亲近一次，师林都要两三天不进茶饭。
　　
　　只有一次，虽然只是眨眼的工夫，却在晓芬凄苦的心里，刻下了无法忘却的记忆。
　　
　　那是师林出来后第二年的夏天的一日，师林出去看布告不久，天气骤然变了。云上得快，雷响得疾，雨说下就不要命地泼洒起来。正准备到村上完小去上课的晓芬迟疑了一下，扯起雨布打着伞就朝县城奔去。县城的那条东西主街上几乎没有行人，那条从主街上往北发岔的细街上，更是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细街尽头法院门前的布告栏前，还一丝不动地立着范师林。
　　
　　整座县城，在豪雨里一下沉入空旷与寂静里。
　　
　　范师林额头挨着玻璃，双手不停地抹擦着玻璃上如注的雨水，耳垂上、下巴上和两肘上淌着粗粗的水线。
　　
　　晓芬老师将雨布披在师林的身上，再给他罩上伞，泪水便雨水般流出了。
　　
　　惊恐的师林陡地浑身一颤，扭头看见伞下的晓芬。他揉了一下被雨水迷住的眼睛，惊恐熄为沉稳，继而一笑，嘴里小声地念叨着：“新媳妇，不新了，两个蜜蜜半斤了。”惊喜的晓芬一下抓住师林已被雨水泡得发白的手，哭叫了一声：“我的师林！”
　　
　　只一声，她感到师林浑身激凌一抖，手触电般地缩回，一霎的沉稳复归于无边的惊恐。她甚至听到了因为惊恐而从他生命的深处发出的绝望的呻吟。
　　
　　就在“文革”这场红色风暴到来的前夕，绝望的杨晓芬老师离开了范师林老师，是在范老师的母亲催劝下离开的。她不忍心让这么好心的一位年轻女子再这样苦熬下去。她说再把人家拖下去，那就是造孽了。
　　
　　在晓芬老师离开范老师之前，在县委肖书记的过问下，杨老师被调到县实验小学任教，而且由民办教师转为了正式教师。成为正式教师的杨晓芬，在“文革”的第二年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一个死了老伴、比晓芬大十七岁的工人师傅结了婚。
　　
　　重新结婚的晓芬，仍然常常关照着疯子师林，有时还会托人给师林的母亲捎去点吃的用的或几件实用的衣裳。
　　
　　在送范老师去殡仪馆的路上，头发斑白的晓芬老师将一绺几乎全白的鬓发抿到耳后，自语似的向我和赵强说：“三十年来，我一直盼着他能再说一遍那段顺口溜，可我再也没能听见。”
　　
　　赵强安慰她：“杨老师，我是范老师的不争气的学生，加上又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辈子算是离不开土坷垃了。不过我倒觉得范老师那点过失也不算什么大错。那些年人都饿疯了，就说生产队的社员吧谁不偷？哪个妇女的衣服上不都缝着大褡子，不管是刨芋头还是掰玉米，谁不把褡子装得鼓鼓的？再说，谁能保证一生不犯一次错呢，毛主席不是还要三七开吗？”
　　
　　望着身边背已有些驼的晓芬老师，我扶了一下司机的肩，轻声嘱咐“开慢点”，一边向咳得厉害的杨老师说：“那点事让范老师受的惩罚太过了，也许是老天爷为了弥补他的过失，才让他超然物外，躲开了‘文革’的那场灾难。”
　　
　　原来声音润亮的杨老师，已经明显的气力不足，声音也已变得粗糙：“他刚出事那会，我是真的怨恨着肖书记的。后来我才渐渐地感到他还是个好官，听说他家的那个叫贵嫂的保姆，还是他解放初在微山湖区工作时收留的一个讨饭的病妇，给她治好了病，贵嫂就留下来帮他拉巴大了几个孩子。后来肖书记上调，保姆因住惯了咱县就没再跟过去。”
　　
　　赵强不以为然地说：“杨老师您心眼也太好了，现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个好官了，中国不就是一个孔繁森嘛。他肖书记当初就不该小题大作，谁没有个一念之差？他不就是要耍那个书记的臭威风？”
　　
　　杨老师拍了拍赵强的手，轻轻地摇了摇头：“毕竟是老范先有错，虽说他书记做得有些过，可我看出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后悔了的。‘文革’中他被斗得那个惨呀，听说他的夫人苏局长还被造反派蒙上眼睛侮辱过，苏上过吊，是保姆救了她。肖书记扫过一阵街的，我后来才发现，他总是早早地、天亮前就把法院门前扫好了，而且就那里扫得最仔细、最干净。那是1968年吧？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看到老范穿得少，为了看清布告，冻得抖抖索索在布告栏前撕盖在玻璃栏上的大字报，当晚苏局长就把肖书记的一件棉袄送到了老范的家里。”
　　
　　“那是他落难了。不过话说回来，他‘文革’受了那一下，可‘文革’后他得到了多大的补偿，噌噌噌，从地委书记当到了副省长，年龄到了线又当上了省人大副主任。他那个儿子有啥能耐，当时在一中是出了名的操蛋黄子，不学无术却靠着老子当上了市里的常委秘书长，也成了奶奶的高干了。可是范老师不就是一块手表吗？却把一生都搭进去了，还连累得您一辈子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赵强说着说着嗓门就高了起来。
　　
　　杨老师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赶紧制止住赵强，劝抚着杨老师：“范老师走了好。人活着就是福啦？人口超负荷的压力，环境污染的压力，干部腐败的压力，哪一样轻松？就说我们评职称吧，你呕心沥血地教学可以，你把青春都熬成一丝丝白发可以，可就是评个本来应该客客气气送上门的职称，却非要把你揉搓掉三层皮不可。”
　　
　　止住了泪的杨老师往后瞧了一眼，凄然地说：“走了好，他终于可以解脱了，他的老母亲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火化场高高的烟囱在北郊的雪野里显得十分触目。没有时兴的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范老师的遗体不用进殡仪厅，被我、赵强、杨老师和整容师直接抬到火化炉前排上号。他瘦削的脸上就少了一副眼镜。已经几十年没沾世尘的他，一脸的安详。微开的眼缝间透着超然的冷光，似乎在穿过屋顶注目那遥远的天空。
　　
　　杨晓芬老师跪在范师林老师的跟前，从腕上脱下那块修了又修的上海牌手表，轻轻地放在范老师的头边。
　　
　　就在杨老师将表轻轻放在范老师头边的时候，一位衣着整洁的老太太走进火化房，迟疑了一下，紧走几步，也在范老师跟前跪下来，向着范老师、向着杨老师分别磕过头，便将杨老师的双手抱在怀里。她没等杨老师动问，便一气说出了以下的话：“范老师没有偷表，是苏筱将表放在衣兜里忘了，我第三天洗衣服时就发现了。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也犹豫再三，怕落个县委书记还诬赖人的孬名影响了以后的工作，才隐下的，并嘱咐我忘掉这事。我是肖书记的保姆贵嫂，这话憋在我心里几十年了，我不说出来，到死也不会闭眼的。”
　　
　　我的心一下搦紧了，真怕那个躺在木板上、微开的眼缝间透着超然的冷光的范老师会突然站起来。我就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讲的那个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便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也雷厉风行地被判刑，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真是天涯若比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