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的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热门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是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种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的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的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呗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认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从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烔烔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而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以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阉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的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得粥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不糠兌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到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讲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相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到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个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作战，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在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静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人打死，反之亦然；就这样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然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还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章来自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