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勤 辉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也许还要早一些），在村里果树园当会计的父亲带回来一个土里土气的木头匣子，看上去有三十厘米见方。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用毛巾擦拭，还故作神秘地对我说：“看见了吗？这就是咱家的收音机！”当时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供销社以外的地方见到收音机。后来才知道，村里收音机的外壳摔坏了，父亲找人组装起来带回了家。
　　
　　自此，那台破收音机成为我生命成长中的亲密伙伴，在无数次的美好回忆里，它简直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最早是跟大人们一起听。我家小小的土屋子里挤满了人，靠在火炉旁，听收音机里说话的声音、唱歌的声音。每当节目中断或者调换频道的空隙，收音机里传来“哧啦哧啦”的杂音，就有人提醒：“是不是电池漏电了？”无人应答。
　　
　　后来邻家李叔悟出了奥妙：“这是东庄供销社里服务员在卖布呢，你听，用手一扯布，可不就‘哧啦哧啦’的！”大家哄堂，还真有人就信了，其中包括我。
　　
　　再后来我学会了听戏，因为父亲喜欢听戏。
　　
　　记得有一段时间，收音机里每天反复播放常香玉的豫剧清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揪出四人帮……”父亲跟着哼哼，我静静地听。当时说不出什么地方好，反正觉得唱戏的人嗓门大，底气足，一口气能够在高高低低之间转上好几个圈。现在知道了那叫唱腔浑厚，曲调悠扬，跌宕起伏，收放自如。以后跟着父亲陆续听了《花木兰》、《白蛇传》、《拷红》、《陈三两爬堂》、《打金枝》、《南阳关》、《三哭殿》等著名曲目。虽然谈不上欣赏，但是其中的不少唱段还真让小小的我听得耳热心跳，荡气回肠！长大以后，戏曲中我只喜欢豫剧和山东梆子，当然是因为北方的戏曲粗犷、豪放，听起来解气、提神、过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小时候的印象。
　　
　　收音机里的节目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听书，也就是听长篇小说。
　　
　　听的第一部书叫做《万山红遍》。因为当时年龄小，对于作者不感兴趣，直到现在才从网上查到是黎汝清（他的另一篇小说《海岛女民兵》似乎名气更大，电影《海霞》就是根据它改编而成）。书中的主人公叫做郝大成，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了。至今还记得他为了给红军队伍开出一条爬山的捷径，在悬崖峭壁上用柴刀跟护巢的老鹰展开了殊死搏斗——趴在收音机旁边，一边听，一边想象，那情景叫人咬牙切齿，热血沸腾。类似题材的后来还听过《东方》、《东方欲晓》、《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烈火金刚》等，别具一格的算是《烈火金刚》，经过演播者袁阔城的再加工，完全就是传统评书的推陈出新了。
　　
　　提到袁阔城先生，就引出了收音机中的“评书连播”节目，其中首推单田芳演播的《隋唐演义》。这部评书我是从半道听的，马上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
　　
　　首先是评书内容的精彩。我开始听的一段是“罗士信大战来护儿”——傻小子罗士信拉着囚车，车上坐着秦琼的母亲，一路战胜千辛万苦去投奔二哥秦琼，罗士信的憨厚、忠诚、神勇等特点在这一段表现得淋漓尽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都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光膀赤脚黑大汉闯入我的梦境——那就是罗士信。直到瓦岗寨上被程咬金封为“二百五十品混蛋大将军”，罗士信近乎透明的天真和单纯被演绎到了极至。由此，我总认为我们中国的草莽好汉远比外国的神话英雄更可亲、更可爱，因为在他们身上被夸大了的好多品质恰恰是我们曾经具备而渐渐丧失了的。
　　
　　其次是因为单田芳的与众不同。说实话，第一次听到他的嗓音我感到的只有不舒服，但一个段落听下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感觉——这种“破葫芦嗓子”自有它的神奇。举例来说，同样是塑造“傻英雄”形象，单田芳口中的罗士信就比刘兰芳口中的牛通更有厚度、更有韵味，我觉得，在评书演播中嗓音太清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缺憾。
　　
　　另一部不得不提的评书是《三国演义》。这首先要归功于袁阔城的播讲艺术，在千军万马、刀光剑影的背景之下娓娓道来，几乎每一个回合都有令人颔首会心甚至忍俊不禁之处，这就是“袁氏风格”。
　　
　　比如赵云大战长坂坡，于百万军中救出阿斗，接下来是“刘备摔孩子”一节。这一回合结尾处，袁阔城却旁逸斜出地加入这样几句评述：刘备是真的摔孩子吗？不可能！那刘备什么人？他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啊，那两条长胳膊伸直了再加上一弯腰，孩子就轻轻放地上了。后人云“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此言不假呀！
　　
　　其语言之诙谐，由此可见一斑。可惜，袁阔城播讲的《三国演义》好像总是节选，不能够环环相扣地从头听到尾，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音机逐渐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当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风靡千家万户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听书龄”了。
　　
　　在所有听过的书目中，我听得最完整、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西游记》。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缘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无意中打开收音机，无意中调到某一个频道，里面播出的恰恰就是《西游记》，而且是“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播出长篇快板书《西游记》”，这只能用席慕容的诗句来解释：“如何让你遇见我……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仅仅为此，我完全原谅了佛祖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了却众生的夙愿，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慈悲吗！
　　
　　每次听到收音机中传出“下面播放长篇快板书《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常志演播”的声音，我都会激动得牙齿直打颤，赶紧拉个凳子蹲在收音机旁，可以说是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全家在七八里地之外的坡里收地瓜干，我硬是冒着挨揍的危险偷偷跑回了家，就为了及时听完那半小时的《西游记》。而每当收音机中响起主持人的提醒：“长篇快板书《西游记》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再会”时，充斥心中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和难熬的期待了。
　　
　　但是说来奇怪，回想起来，对于《西游记》记忆最清的却不是那些腾云驾雾、降妖捉怪的打斗场面（那些场面其实都大同小异），却是那些令人伤心动容的情节。比如孙悟空跪下来恳请唐僧不要赶他走、白龙马受伤后哭求猪八戒去花果山搬救兵等，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透露出更多的人情味吧。
　　
　　而我最痛恨的角色呢，既不是那些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也不是毛病多多的猪八戒，而是张口闭口“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的唐僧。在听了刘良华博士的讲座后，我终于找到了痛恨唐僧的最简单明了的理由——在善恶不分、颠倒是非的头脑之外，还有一副不男不女的丑恶嘴脸！
　　
　　可惜，升入高中之后，学习压力逐年递增，我跟收音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参加工作以后，更是完全绝缘了。但是我心里始终相信，自己之所以能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深受学生喜欢的语文教师，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小时候家里的那台老气横秋的、木头外壳的收音机。我将永远怀念并感谢它——我的不约而至的文学启蒙老师，我的如梦如幻的空中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