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加拿大人，是亨利·诺尔曼·白求恩（Ｈｅｎｒｙ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的亲人、战友或是传记作家等，可以说最了解这位加拿大医生的为人。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我们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到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在世时接受媒体访问的记录，试图为读者还原一个最真实的白求恩。

        撰稿／金姬（记者）胡慧婷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Ｔｈｅ  Ｓｃａｌｐｅｌ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Ｔｅｄ  Ａｌｌａｎ）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１０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ｅｎｎｅｙ）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４０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写父亲的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１９１６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２６岁。他１９岁开始为一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Ｄａｉｌｙ  Ｃｌａｒｉｏｎ）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１９３４年。当时，１８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４４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Ｃａｒｔｉｅｒｖｉｌｌｅ）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出现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Ｂｅａｖｅｒ  Ｈａｌｌ  Ｈｉｌｌ）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１８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１９３６年９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５４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１０月从加拿大出发，于１１月３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１９３７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１９３７年２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１９８０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ＣＢＣ）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掷脑后，包括个人安危。１９３７年３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２１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１９３７年，白求恩、阿兰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和海明威相遇。此时的海明威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西班牙内战新闻，他此前创作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使其声名鹊起，因此白求恩和阿兰都尊称他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欢彼此。”这是阿兰的观察，但他本人因为喜欢文学创作而和海明威比较投缘，海明威还答应给他出版的新书作序。

        “他让我们尴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ｅ），记者也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他侄孙的伊恩·迈克安纳林（Ｉａｎ  Ｍｃ  Ａｎｅｒｉｎ），但如今都无法联系。如今，我们只能从１９７３年ＣＢＣ采访白求恩侄女贝蒂·科内尔（Ｂｅｔｔ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是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在婚前也是一名传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个姐姐珍妮特（Ｊａｎｅｔ）和一个弟弟马尔科姆（Ｍａｌｃｏｌｍ），贝蒂是珍妮特的女儿。

        贝蒂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给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贝蒂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１９３７年，当时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国。我们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难以从中国抽身，而我们的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问我们是否给他写过信。”

        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悦。贝蒂说：“舅舅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蒙特利尔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感到自豪，他不会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加拿大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白求恩的家人也处于恐慌之中。贝蒂回忆道：“当舅舅１９３５年从俄国回来时，带了许多共产党徽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我们都很害怕，销毁了舅舅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些他的绘画。”

        “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传记作者，他１９７４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就是在白求恩刚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写就的，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７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两本书。

        斯图尔特１９３４年生于加拿大，３０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１９７３年接受ＣＢＣ采访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１９６４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３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２００５年，７１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１．６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１９７２年在接受ＣＢＣ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１９７０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１９７１再版发行，３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５０００册。特鲁多（Ｐｉｅｒｒｅ  Ｔｒｕｄｅａｕ）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１９７２年白求恩去世３３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１９７３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Ｇｒａｖｅｎｈｕｒｓｔ）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１９３９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７０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６个孩子住在一起。自１９７１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中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在１９７３年，加拿大政府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１９７６年８月３０日起正式对外开放。１９９６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１９９８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

王丽丹　摘自《新民周刊》200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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