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斯密之谜”，是指亚当斯密在其两部伟大著作中表现出的“思想矛盾”。后人一直追究所以，但都莫衷一是，行不成定论，使之成为难解之谜。

      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圣经《国富论》中主张人的利己性，而在其道德哲学的鸿篇钜制《道德情操论》中又主张人的利他性，这就使得后人在崇拜大师的同时，又对他的不同主张倍敢困惑。在主张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时，他从人的“自爱”的本性出发，并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且追求这种美德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在主张人是利他主义者时，他又从人天生与具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一“矛盾”现象，在经济学史上称作“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哲学家，其次才是洞察力过人、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他的道德哲学师从伦理学大师大卫*休谟，而大卫的《人性论》对亚当斯密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亚当斯密的研究和教授生涯即始于道德哲学。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是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修正和增补三十余年直到他谢世前一年才最终定稿的大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要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三月版）”。

        亚当斯密对这部道德哲学巨著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可是在这部巨著问世之后的长期观察与经济研究中，斯密发现，与人的自利相比，利他的一面实在不是主要的，而是相当次要的。于是在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同一年，他出版了平生唯一的一部经济学专著---国富论》。在这本被喻为经济学圣经的著作中，他对人的自利性作了尽情的阐发。

        那么为什么在“伦理上”主张人类的利他性，而同时又在“经济上”主张人类的自利性呢？

        实际上，人们不应该把《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文观与《国富论》的人文观割裂开来，分而论之。在哲学上，人与一切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也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人，就是利己与利他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过在表现上，尤其在经济活动中，人更多的表现为自利；有时“出于同情心或正义感，在道德上表现为无私”。自利或者自爱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利他或无私表现为次要方面。即使是这样的“利他或无私”也不是没有目的的。“人们之所以有时候表现得正直和无私他首先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声誉、地位、尊严以及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来，这种“利他和无私”还是以“自利和自爱”为出发点的，尽管客观上他的行为有利于别人，但主观上还是为了自己获得某种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名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我们知道，李嘉诚先生在商业谈判中锱铢必较，表现得十分“自私”。但在公益事业中，尤其在公共教育事业上，他却十分的慷慨，无私地捐献了巨额财富，令人钦佩。美国投机大鳄索罗斯也是把自己拼命挣来的财产的大部分捐给了本国的慈善事业。事实上，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竭尽所能积攒财富，但当其他地方的人民因地震、洪水、冰雪而遭灾的时候，也会萌生同情之心，伸出援助之手。由此可见，人既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具有双重性。没有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没有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只是哲学寓言而已，并不是生活中的实例。

      西方的古典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即：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后来细分出来的经济学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直到斯密时代，英国大学仍旧将经济学归为道德哲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自《国富论》的问世始。

       
        因此，在作为哲学家的亚当斯密看来，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研究的都是哲学问题，不存在经济上持一种观点，而同时在伦理上又持另一种观点。大概是一些缺乏哲学史常识的人，把《国富论》中的人文观从哲学范畴中生拽出来，并将其与《道德情操论》形成对立，从而“吴氏（无事）生飞（非）”。

      “无论怎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

          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斯密问题”，  本不是问题，  只是人们把它当作问题来看待，  才成为问题。  所谓“斯密之谜”，  也本不是谜，只是后人自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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