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有多种多样的。喂，大家坐定了，指名叫到谁，谁再站起来，好不好？

我自己就当过各种傻瓜，只差一种。我挥霍了祖传的家产，妄想结婚；我打扑克，玩草地网球，做没有本钱的投机买卖——我的钱财很快就各奔前程，同我分了手。但是有一种头戴系铃帽的滑稽角色我还没有扮演过。那就是寻觅藏宝的人。很少有人会犯这种愉快的狂热病。但是在所有追随迈达斯国王的人中间，觅宝人的追求最富于美妙的憧憬。

但是我还要说几句离题的话——拙劣的作者都难免如此——我这个傻瓜属于多情的类型。我见到梅·玛莎·曼格姆后，就是她的人了。她年方十八，皮肤象新钢琴的象牙琴键那么白皙，容貌秀丽，仿佛一个天真无邪的天使谪降人间，注定要生活在得克萨斯草原上一个沉闷的小镇里；因此，她的姣好端庄更增添了动人哀怜的魅力。凭她的气质和妩媚，她原可以象摘木莓似地摘下比利时或者任何一个花哨的王国的皇冠上的红宝石，但她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没向她点破。

你明白，我是要赢得并保持梅·玛莎·曼格姆。我要她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胡子和眼镜几乎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他活着就是为了同甲壳虫，蝴蝶，以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钻进你脖子里的，或者落到黄油上的虫子打交道。他是昆虫学家，或那一类的人物。他整天在外面用纱网兜捕甲虫目的飞鱼，用大头针把它们钉住，给它们起名字。

他们家只他和玛莎两个人。他珍视她，把她看作精美的人类标本；因为她照料他，让他不时能吃上饭，衣服不穿反，让保存标本的玻璃瓶里的酒精经常满着。据说科学家们多是心不在焉的。

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有意于梅·玛莎·曼格姆。那就是古德洛·班克斯，一个刚念完大学回家来的年轻人。书本上的造诣他都具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尤其是数学和逻辑学的高等分支。

若不是为了他那逢人就卖弄自己的知识和学问的习惯，我本来会很喜欢他的。即使如此，你光看表面的话，仍会认为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一有空就在一起厮混，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对方嘴里捞些稻草，从而探悉梅·玛莎·曼格妈着意的风向——这种比喻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古德洛·班克斯才不会犯这种毛病呢。情场角逐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也许会说古德洛倾向于书本、礼貌、文化、智力和衣著。我会使你更多地想到垒球和周五晚上的辩论会——算它同文化沾些边吧——也许还会想到一个骑马的好手。

但是在我和他的闲聊中，以及我们去拜访梅·玛莎时的谈话中，古德洛·班克斯和我都摸不清她到底喜欢我们中间的哪一个。梅·玛莎生性不爱明确表态，早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懂得让人们去捉摸猜测。

我已经说过，曼格姆老头总是心不在焉。很久以后的一天，他发觉——准是一只小蝴蝶告诉他的——有两个年轻人想网走那个照料他生活的年轻姑娘，或者女儿，或者诸如此类的法律上的附属物。

我从来没有料到科学家们居然也能起而应付这种局面。老曼格姆在口头上替古德洛和我定了性，轻巧地把我们归入脊椎动物中最低级的纲目；用的还是英语，没有说什么拉丁文，只提了一句Orgetorix， Rex Helvetii[1]——我懂得的拉丁文也只有这么一句。他还通知我们，下次再看到我们在他家附近转悠，就要把我们加进他收集的标本。

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回避了五天，想等这场风波平息。等我们鼓起勇气再登门拜访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父亲已经走了。走了！他们承租的房子空关着，他们不多一点儿的家什也搬走了。

梅·玛莎没有给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留下告别的话——没有在山楂树上钉一张飘动的白色便条；没有在门柱上画个粉笔记号；也没有在邮局里留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点线索。

整整两个月，古德洛和我分头想方设法去追踪这两个逃亡者。我们同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人，火车上的乘务员，以及镇上唯一的那个警察讲交情，拉关系，可是毫无结果。

于是我和古德洛便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的朋友和更势不两立的仇人。每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们都在斯奈德酒店的后屋里碰头，玩玩骨牌，谈话时勾心斗角，互相套对方的口气，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情场角逐的人就是这样的。

古德洛·班克斯老是嘲弄似地卖弄自己的学问，把我列为那类只配念”简·雷真可怜，她的小鸟死了，她没有什么可玩了”的人。不过我挺喜欢古德洛，我蔑视他那套大学里的学问，而且人们都认为我脾气好，所以我压住火气。再说，我想探听他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我这才按捺住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一天下午，我们聊天时，他对我说：

“即使你找到了她，埃德，你又能有什么指望？曼格姆小姐很有头脑。也许她天真未凿，但她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不是你所能提供的。同我交谈的人中间，唯有她才能欣赏古代诗人作家以及吸收并发展了他们的生活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你不认为你找她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吗？”

“我对幸福家庭的概念，”我说，”是得克萨斯草原上一幢八居室的房屋傍依一泓池水，橡树环抱。起居室里，”我接着说，”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圈三千头牛作为开端，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从太太使唤——梅·玛莎·曼格姆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牧场的收益，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情况将是这样，”我说，”你的课程、文化、哲学连一枚无花果都不值——并且还是干瘪的、士麦拿小贩摊牌上的无花果。”

“她应该享受更为高级的东西。”古德洛·班克斯又说了一遍。

“不管她应该享受什么，”我回说，”反正她现在不见了。我要尽快找到她，用不着大学帮忙。”

“这副牌打不通了。”古德洛搁下一张骨牌说；我们便喝啤酒。

不久以后，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来到镇上，给我带来一张折好的蓝纸。他说他爷爷刚去世。我忍住了眼泪，他接着说老人家把这张纸珍藏了二十年。他把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家人，其余的只有两头毛骡和一块不能耕作的土地。

那是废权主义[2]者同脱离主义者打仗期间使用的古老的蓝纸。纸上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记的是价值三十万元的十驮金币和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爷爷——从一个西班牙教士那里听到这消息，埋钱的时候教士在场；许多年前——不，许多年后——他在老朗德尔家去世的。老朗德尔根据教士的口授记录下来。

“你爸爸干吗不去找藏宝呢？”我问道。

“他还没去，眼睛就瞎了。”他回答。

“你自己干吗不去呢？”我又问。

“嗯，”他说，”我是十年前才知道有这张纸的。春天要犁地；接着要在玉米地里锄草；然后要替牲口准备饲料；冬天很快又来了。一年年这么下去，给耽误了。”

我觉得这些话十分在理，当场就决定同小李·朗德尔一起着手觅宝。

纸上的说明很简单。驮财富的骡队从多洛雷斯县一个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基地出发。他们根据罗盘方向，直奔南方，到了阿拉米托河。涉水过河后，他们把财宝埋在两座大山中间一座驮鞍形小山顶上。藏宝地点有一堆乱石作为标志。几天后，整个骡队被印第安人杀死，只有那个西班牙教士逃出性命。这一秘密是独家垄断的。我认为切实可行。

李·朗德尔建议添置一套野营装备，雇一个测量员测出西班牙传教基地到藏宝地点的路线，然后挖出那三十万元的金币银币，去沃思堡游山玩水。但是，正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我倒有一个省时省钱的主意。

我们去州土地局，请他们根据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全部测量图绘制一幅实用的、所谓工作略图。我在图上对着南方划了一条通向河岸的直线。略图准确标明每张测量图的线长和地区。我们凭这些资料，找到河岸上的那一点，然后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的测量图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明确的地区——五班牙国王菲利浦的授地——联系起来。

这一来，我们不需要雇测量员来测路线，可以省掉许多费用和时间。

李·朗德尔和我套好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装上所有的应用物品，赶了一百四十九英里，到了奇科，那是离我们要去的地点最近的一个市镇。我们在镇上找到县测量员的代理人。他替我们找到洛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地区，按照我们略图上的要求，往西赶了五千七百二十巴拉[3]，在那一点上搁一块石头，喝了咖啡，吃了咸肉，然后搭上装运邮件的马车回奇科。

我认为我们很有把握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李·朗德尔只能分到三分之一，因为我承担了全部勘探费用。有了那二十万元，我知道只要梅·玛莎·曼格姆在世上，我准能找到她。有了这笔钱，我还能使蝴蝶在曼格姆老头的鸽笼里扑腾。只要我找到那注藏宝就好啦！

李和我扎好帐篷。河对岸有十来座小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雪松，但是没有一座象是驮鞍。我们并没有泄气。情人眼里出西施，驮鞍也是如此。

我同藏宝的孙子仔细搜索了那些长满雪松的小山，就像太太们找捣乱的跳蚤那般认真。我们沿着河岸两英里探索了每座山的山坡、山顶、周围、平均高度、角度、斜坡和凹处。我们干了整整四天。然后我们套好那两匹花毛马和暗褐色马，把剩下的咖啡和咸肉拉了一百四十九英里路，回到康卓城。

回程中，李嚼了许多烟草。我急于回去，忙着赶车。

我们空手而回后，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很快就在斯奈德酒店的后房玩骨牌，探听消息。我把寻觅藏宝的远征经过告诉了古德洛。

“假如我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我对他说，”我就可以走遍全世界去找梅·玛莎·曼格姆。”

“她是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的。”古德洛说，”我自己去找她。不过你倒说说，你是怎么去寻觅那笔出土的横财被人轻率地埋藏的地点的？”

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还给他看了制图员绘制的略图，上面的距离标得清清楚楚。

他大大咧咧地瞥了一眼，在椅上往后一靠，对我发出一阵讽刺的、高人一等的、大学式的哄笑。

“咳，吉姆，你是傻瓜。”他笑得喘过气来时以我说。

“该你下注啦。”我捏住手里的双六，耐心地说。

“二十。”古德洛说罢，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两个叉。

“我傻在哪里？”我问道，”以前许多地方找到过藏宝。”

“因为，”他说，”在计算你那条线路同河岸相交的一点时，你没有考虑到磁差。那里的磁差应是偏西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

古德洛·班克斯在一个旧信封背面迅速地作了一些计算。

“从西班牙传教基地自北往南的那条线路的距离，”他说，”恰好是二十二英里。据你所说，这条线是凭袖珍罗盘划的。考虑到磁差因素，你应该寻觅藏宝的地点是在阿拉米托河岸上离你实际到达的地点恰好偏西六英里九百四十五巴拉。哎，吉姆，你真傻！ “

“你说的磁差是什么玩意儿？”我问道，”我认为数字始终是可信的。”

“磁差，”古行洛说，”是磁针罗盘与真正子午线之间的偏差。”

他目空一切地笑了笑；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出现了寻觅藏宝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急切的，贪心如焚的神情。

“有时候，”他带着预言者的口气说，”这些古老的有关埋藏的钱财的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不妨把那张记述藏宝地点的纸给我看看。也许我们一起——”

结果，古德洛·班克斯和我从情场上的敌人变为探险时的伙伴。我们从铁路线上最近便的亨特斯堡搭驿车去奇科。到了奇科之后，我们雇了一辆有篷有弹簧的马车拉运野营装备。我们仍旧请碑的测量员，按照古德洛根据磁差修正的距离重新测定路线，然后打发他回去。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晚了。我喂了马，在河边生了火做晚饭。古德洛本来可以帮帮忙，但是他的大学教育使他不适于做实际工作。

我干活的时候，他就用古时死人留传下来的伟大思想给我解闷。他大段大段地引用希腊文的译文。

“阿那克里翁[4]，”他解释说，”曼格姆小姐最喜爱的一段——象我朗诵的那样。”

“她洽谈室应该享受更高级的东西。”我引用他的话产。

“还有什么东西，”古德洛问道，”能比整天同古典作品共处，生活在学问与文化的气氛中更为高级的呢？你常常诋毁教育。由于你连简单的数学都不懂，你不是白费了许多力气？如果我的知识没有指点出你的错误，你要化多少时间才找得到藏宝？”

“我们先看看河对岸的那些小山吧，”我说，”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我对磁差仍旧表示怀疑。我活到这么大，一直相信磁针是正对北极的。”

当时是六月，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我们一早起来，吃了饭。古德洛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我在烤咸肉的时间，他在朗诵诗——我想大概是济慈，凯莱或者雪莱的诗吧。前面的河只能算是一条浅浅的小溪。我们已准备好渡河到对岸去勘探那些尖顶的，长满了雪松的小山。

“我的好奥德修斯[5]啊，”我在洗早饭用的铁皮盘子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让我再看看那张宝图。我记得上面说明要爬一座象是驮鞍的小山。我从来没有见过驮鞍。驮鞍该是什么形状的，吉姆？”

 “这次文化可吃不开了。”我说，”我一看就知道。”

古德洛看着老朗德尔的那份文件，嘴里突然迸出一个很没有大学风度的骂人的词儿。

“你过来。”他对着阳光举起那张纸说，”你瞧。”他用指头指点给我看。

那张蓝纸上——以前我从未注意——有几个明显的颜色较浅的字母和数字：”莫尔文，一八九八。”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

“那是水印。”古德洛说，”这张纸是一八九八制造的。纸上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这分明是伪造。”

“哦，我可不敢说。”我说，”朗德尔一家都是很可靠，很淳朴，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也许是造纸厂想设一个骗局。”

接着，古德洛在他受过的教育所许可的范围内大发脾气。他摘下眼镜，直瞪着我。

“我时常说你是傻瓜。”他说，”你自己受了土包子的骗不算，你还来骗我。”

“我怎么骗了你？”我问道。

“你以你的无知骗了我。”他说，”我两次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严重的毛病，如果受过普通学校教育的话，你就不至于犯这种毛病。此外，”他接着说，”这场坑人的觅宝把戏害我花冤枉钱，我可花不起。我不干啦。”

我站起身，拿着一把从洗碗水里捞出来的锡制勺子指着他。

“古德洛·班克斯，”我说，”你的教育在我眼里连颗煮得半生不熟的豆子都不值。别人的教育我勉强能容忍，你的教育我一向就看不顺眼。你的学问对你有什么好处？它祸害了你自己，招惹你朋友讨厌。去吧，”我说——”去你的水印和磁差。它们对我毫无影响，动摇不了我觅宝的决心。”

我用勺子指着河对岸一座驮鞍形的小山。

“过一会儿我就到那座山上去搜寻藏宝。”我接着说，”你现在赶快决定干不干。假如你为了水印和磁差就打退堂鼓，你算不上真正的冒险家。赶快决定吧。”

河边的路上升起一蓬白色的尘土。那是赫斯帕卢斯去奇科的装运邮件的马车。古德洛招呼它停住。

“我可不再上当受骗了。”他愠怒地说，”现在只有傻瓜才把那张纸当作一件事。好吧，吉姆，你一向是傻瓜。你自作自受，我管不着。”

他收拾好私人物品，爬上邮车，气呼呼地扶了扶眼镜，在尘雾中飞快地离去。

我洗好盘子，把马匹牵到一块新鲜的草地上拴好，然后涉水过河，缓缓穿过雪松丛，爬上驮鞍形的山头。

那是一个美妙的六月天。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禽鸟、蝴蝶、蜻蜓、蚱蜢，以及虽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长翅膀的，带螫刺的生物。

我从山脚到山顶搜遍了那座驮鞍形的小山。找不到有关藏宝的任何迹象。没有乱石堆，树上没有指示道路的旧刻痕，朗德尔老头的文件上开具的三十万块钱连影子都没有。

下午凉爽一些的时候，我下了山。我在雪松丛中走着走着，突然闯进一个风景如画的翟绿的山谷，那里有一道小溪潺潺注入阿拉米托河。

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了一个野人模样的生物，披头散发，胡子蓬松，在追捕一只翅膀绚烂的硕大无比的蝴蝶。

“他也许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我暗忖道；他居然跑到离教育和学问这么远的地方真使我纳闷。

我再走前几步，看到小溪旁边有一幢墙上爬满藤枝的村舍，在林间一块小草地上，梅·玛莎·曙格姆正在摘野花。

她站直起来，瞅着我。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到她那象新钢琴的白象牙琴键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我一言不发，向她走去。她摘好的花枝慢慢地从手里掉到草地上。

“我知道你会来的，吉姆。”她清晰地说，”爸爸不让我写信，但是我知道你会找来的。”

以后的事情你可以猜得到——我的车辆马匹就在河对岸。

我时常纳闷，一个人受的教育太多，如果不能为自己所用，教育又有什么好处。如果所有的好处都归了别人，他受的教育又能起什么作用？

我这么说，是因为梅·玛莎·曼格姆同我厮守在一起。橡树环抱的地方有一幢八居室的房子，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牛相当可观，已是三千头的目标的良好开端。

我晚上骑马回家时，烟斗和拖鞋都给搁到找不到的地方了。

但是谁在乎这一点？谁在乎——谁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