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成明正德刊《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重要的儒家著作，记录了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思想言行。今本《孔子家语》作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附有王肃序和汉孔安国后序。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所附汉孔安国后序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后来“《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安国“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通考》还引孔安国之孙孔衍奏言：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这说明，《家语》是一部重要的记录了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但自宋代以来，《家语》被疑为是王肃的伪作，从而埋没了《家语》在孔子及其弟子研究中的价值。

　　可喜的是，对《家语》的这种“成见”被“竹”的事实打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亦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近的简牍，内容亦与《家语》有关。力倡“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先生名其为竹简本《家语》，并指出：“此为今本《家语》的原型，王肃所称得自孔猛，当为可信。”（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被定名为《民之父母》的文献，与《家语》中的《论礼》相同。这些终于还了《家语》的清白，使学术界重新审视并充分肯定《家语》在孔子及其思想和孔子弟子研究中的文献价值。

　　学术界在研究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和孔子弟子时，以往可资利用的主要资料不过《论语》、《左传》、大小戴《礼记》、《史记》等而已，尤以《论语》为主，但因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略，难以尽展孔子等人思想言行的全貌，而《家语》足以弥补上述文献的缺憾。

　　首先是，《家语》保存了最原始和可靠的材料。《家语》保存了一大批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并且学术界已有学者考证《家语》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领编而成，（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杨朝明著《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根据今本《家语》所附汉孔安国后序，可知《家语》的材料是由孔子弟子“各自记其所问”而成，所以《家语》保存的材料应是最原始的，这一点通过传统文献的比较也可看出。如：在《家语》中的《哀公问政》又见于《礼记·中庸》，将二者对勘，会发现《礼记·中庸》语言更为简练，似曾进行过修改、润色，这种改动明显带有西汉时期的政治风貌。本篇“为政在于得人”，在《礼记·中庸》中作“为政在人”，前者强调贤者的重要性，后者却是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本篇“爵其能”，《礼记·中庸》改为“尊其位”；“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几句，分别变成“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都反映了西汉政权高度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正在逐渐加强的特征。至于本篇中的“举废邦”在《礼记·中庸》中改为“举废国”，显然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由此可断定，《礼记·中庸》晚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显而易见。又如《贤君》部分可见于《说苑·政理》，在《家语·贤君》中作“孔子见宋君”，而在《说苑·政理》作“孔子见梁君”。清俞樾曰:“仲尼时无梁君,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这也说明《家语》早于《说苑》。尤其是战国竹简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家语》材料的渊源有自。正是因为《家语》材料的原始性，所以其所记载的材料比其他传世材料更为可靠。例如关于颜回的生卒年寿,可以根据《家语》纠正《史记》传本之讹。（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其次是，《家语》记载的内容比其他研究孔子的资料更为完整。在有关孔子的研究上，《论语》是传统的第一手材料，但是《论语》篇幅短小，语言简略，难以尽展孔子等人思想言行的全貌。有一说，“论语”的“论”，有“选择”、“别择”的意思。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叚借为抡。”《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其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成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如果《论语》书名的“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应该是选自“孔子家”之“语”中的材料，这样《论语》就是“孔子语录”，《孔子家语》则相当于“孔子文集”（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家语》都要高出《论语》很多。仅从规模上讲，《论语》仅有一万六千多字，而《家语》却比《论语》多出近四倍。朱熹在谈到读《论语》的方法时，引程子的话说，如果不通读全书，“终是不浃洽”，说的应该是准确理解、融会贯通的问题。《家语》详于《论语》，所记全面，又有孔子言行的生动情节，与《论语》相比，显然更能展现孔子的人品和思想。已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证明《家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价值甚至要超出《论语》。（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杨朝明著《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

　　第三是，利用《家语》有利于解决早期儒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家语》保存了某些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是研究孔子、孔子弟子及先秦两汉文化典籍的重要依据。（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这些独有的文献资料，有利于拓展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和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例如：《家语》一书中有《弟子行》和《七十二弟子解》等孔子弟子的材料专篇，所列孔子弟子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人物有不同，经学者考证《家语》中所记弟子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更为准确、可靠。（同上）这一研究有助于反思孔子弟子研究在资料运用及方法上的一些不足，进而开拓孔子弟子研究的新局面。同样，利用《家语》中的材料，可以推动因材料短缺而一直困扰学术界的“孔老关系”和早期“儒道”关系的研究、孔子的“五帝”“三王”观的研究等许多早期儒学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家语》因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价值，在孔子研究方面超过传统公认的孔子研究的任何资料，因此，《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在今后的孔子及早期儒学的研究中重视并发挥《家语》应有的学术价值，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自觉。在这一方面，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朝明先生走在了前面；杨先生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孔子家语》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孔子家语》的研究文章，收集在《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和《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当今，在坚持学术第一的原则下，杨先生又将向学界奉献一部精良的《孔子家语通解》，即将由齐鲁书社出版；相信该著作的出版发行，不仅满足当今学界孔子思想研究新门径的需要，还将使更多的人们熟悉《家语》，更真实的走近孔子、了解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