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对于以教育公平为旨归的考试制度而言，泄题已经成为了一大公害，却又屡禁不绝，防不胜防。

    据媒体报道，就在鞍山中考大范围泄题重考事件发生的同时，司法部负责司法考试的某部门考试中心一名处长和一名科员因卷入2007年司法考试泄题案被抓，这是继今年3月份司法部监察局监察二室主任林建东被捕后，司法部官员又一次卷入国家司法考试舞弊案件。

    而北京中考作文题在开考前就出现在网络社区上，也引发了对今年北京中考泄题的猜测，北京教育考试院正着手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些年来，轰动全国的“国考”高考泄题事件也不在少数，至于研究生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各种职业资格考试，泄题事件更是年年发生。

    泄题的危害极大，仅就中考而言，像鞍山1．2万名考生重考的事件并非孤例。2004年7月5日，湖南省衡阳市30多所学校的1．2万名中学生，就因为两周前的数学、英语、化学出现了大面积的考题泄露事件而宣布成绩作废，重新考试。1999年6月30日，广东省的南海、清远、佛山三个市2．6万多名考生，则在中考结束一周后被告知化学重考，原因同样是因为泄题。泄题者是化学试卷的主要命题人、广东佛山市教委化学教研员李永红。

    “现在考试舞弊主要有两个趋势：从个体作弊到群体作弊，从传统夹带等舞弊方式到利用各种高科技设备进行舞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认为，鞍山中考泄题既是群体作案，又是利用高科技设备进行舞弊，给考试安保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劳凯声认为，要应对日益先进的作弊形式和手段，首先有必要在技术和制度上加以健全。

    而这一点，也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罗立祝的看法相同。他认为，要想杜绝试题泄密案的发生，就应当切实完善试卷保密的各个环节，将泄密的几率控制到零。“考题由命题、印制、运输直到发到考生手中，每个环节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导致泄题。”

    2004年重庆破获的一起英语四级泄题案，就是因为考试前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出现了问题：监考老师能提前1小时领到试卷，而这1小时被不法分子利用，有大学女教师利用监考的机会，事先获得试卷，在女厕所拆开，然后送到校外复印后再将原题送回。就那么短短一点时间，她和同伙竟然将试题答案通过互联网贩卖到11个省市，前后获利总额约20万元。

    洪可柱认为，泄题事件频频发生，与惩处的力度不大也有关系，“可以想见，涉案者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是反复权衡利弊后，认为利大于弊，才铤而走险的。无利不起早，他们都是权衡了成本和收益才行动的。”

    他认为，泄密从来都是非常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时期，对于考题泄密向来都是不惜用重典，处罚极为严酷，王侯将相如有涉案，都将有性命之虞。“对于这样能造成极大社会危害的行为，应该从严、从重惩处。”

    洪可柱认为，鞍山泄题事件发生后，虽然早有考生和家长拿到了试题，但他们非但不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反而广泛扩散泄题试卷，充分说明了品德教育出了问题。

    劳凯声担心，这一代学生从很小开始，就经常看到自己周围有许多考试舞弊和违规的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丧失基本的道德判断标准，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很可怕的社会风气”。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海峰则表示，泄题现象是对教育公平的极大打击。只有公平和正义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劳凯声也认为，保证中高考的公平性对促进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绝对公平的，社会都是分层的。衡量分层的社会是否先进、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个社会中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我国，这种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是教育。而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教育公平的主要机制就是通过高中考等选拔性考试完成的。

    洪可柱也认为，贫困生往往是泄题事件的受害者，“泄题事件发生的原因，都是为利而动，谁可能有利呢，还不是那些有钱、有权的考生家长，如果发生泄题事件，他们经常因此得利，而贫穷之家的孩子则往往深受其害，这也是对贫困群体的极大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