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欧洲考察了近百座城市回来,满脑子山重水叠,不想动笔,连沿途写的一些札记也仍然塞在旅行箱里没去整理。突然有一位以前不认识的青年作者要为他的新著写一篇序言,这样的事我近年来已经不做了,正待婉言谢绝,耳边又传来半句,他说那书专写甘肃的那本杂志《读者》……

　　“你写《读者》?”我追问了一声,便立即答应了。怎么偏偏在我结束旅程的时候又是它呢?这位叫师永刚的青年作者究竟是谁派来的呢?

　　十五年前,在我开始出发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它。那时我正经历着一场思维危机,突然对一整套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随之也对自己已出版的几部史论著作不满意起来。我决心重新开启感觉系统,去感受文化的真实体温,而不再仅仅做观念和史料的拼接游戏。于是,不带一本书来到青海和甘肃,直接去面对黄土高原的沙谷焦岩、废城枯河。这些伟大而悲怆的伤痕瘢疤,全然无法在书斋中想象。但是,一次次惊骇终于积累成了迷失,历史变得那么狰狞繁复,个人变得那么孤独无助,我将如何来继续计划中的旅行?至此才稍稍明白,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辽阔的文化领域急忙筑起概念的栅栏、本书的围墙、集体的方阵?至少一半是为了躲避这种狰狞和孤独。我不想刚刚起步就撤回,因此在兰州城一处清冷简陋的角落里夜夜苦思,天天徘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兰州的书摊上买到了这本杂志,当时还叫《读者文摘》。读完一本,再去搜寻以前各期,才知道它在当时就已经非常畅销。

　　按照往常的阅读习惯,我也许会觉得它过于清浅甜美,不够厚重辛辣。但是为什么,我一次次把它放下又一次次把它捡起?

　　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搀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者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点燃者和被点燃者完全平等,不分界限,因此点燃和被点燃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寻常行为……

　　这些特征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稀奇,但在当时中国的阅读领域却还颇为罕见。那是一个驱逐灾难、评判历史、谋求改革的时代,一切声音都响亮而决断,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头晕,而它则在遥远的角落温和地表明,社会改革的基座是广大普通人的心态和生态。这种主张使广大普通人有事可干了,不再只是抬头观望、企盼、抱怨,而可以低下头来在自身和周围发掘美好、营造和谐。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本杂志能达到那么高的发行量的根本原因,它使原本在精神上无为的人群变得有为。

　　社会上当然还有大量比《读者》更深更高的课题需要一批专家静心研究,但我一直怀疑其中有一部分是打扮起来的架势,故意把简单的问题缠成了复杂。许多看起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用最简明的逻辑一看便洞若观火,大量盘旋曲折的恩怨是非只须稍稍比较一下人品细节就一清二楚。因此,《读者》式的视角有自己独特的力度。

　　在兰州的居所里我边翻阅这本杂志边想,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我因摆脱了原先的书本而全然迷失,却也可能凭着寻常情理重新找到线索。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再坎坷狰狞的历史也可能被读解。于是,我有了继续旅行的信心。

　　更让我兴奋的是,我在这里又找到了一条摆脱孤独的道路。既然我今后要把持的是寻常情理,那么也就可能一路与很多普通读者谈心,《读者》所摘录的中外文章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范例。

　　于是,就在兰州旅舍的木桌上,我写下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行走文学”的最初几篇文章。写完一篇就去找邮筒,寄给《收获》,随写随寄是为了不使写作堆积成负担。那时我已经明白行走是我的宿命,而吐露行走的感受则是一种愉快。只是感受,不是结论,而且是能够与普通读者交流的感受,这便是当年的《读者》给我的启发,尽管我后来在旅途中所遇到的考察对象是那么艰涩又那么庞大。

　　我行走的路程越来越长,原以为走一圈能找到一些答案,谁知更多地找到的却是问题,于是必须再走下一圈。一圈圈扩大开去,最后只能从中华文明走到其他早已衰落的人类古文明,以及另一支存活下来的文明即欧洲文明。这样的漫漫长途,当然再也读不到《读者》杂志,但每次回国都还与它有点关系,因为几乎每次回国都会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人生磨难。每当惊诧莫名、怒火中烧的时刻,总会有一个温和的精神天地静静地出现在眼前,这倒未必专指《读者》,而是一种包括它在内的气质性、思路性存在,好像有很多声音,讨论着我的遭遇,善良而又智慧。至于讨论的结论,一切进入过这个天地的人都能推测。就在这许多遭遇中的一次正巧发生的时候,收到了《读者》编辑部写来的一封信,要我对他们的杂志作些评判,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拿起笔来写道:

　　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转型剧烈,人心激动而浮躁。居然有一群书生,日日夜夜收集着海内外点点滴滴的精神甘露,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广洒九州,洒向时代、社会和人心的干裂处,其功其德,难以估量。

　　这件事发生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游的岸边,使人们目睹民族精神版图的早期平衡,不禁对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重新打量。

　　这后半段话,表述了我对自己旅行出发地的一种特殊感受。

　　我这次旅行历时十五年,终点是北极圈。我站在冰天雪地中朝南长叹一声,终于走完了。从北极圈南下到赫尔辛基,然后在那里搭乘飞机回国,谁料那么快就遇到这个年轻作者,开口便是《读者》。

　　我立即答应写序言是因为大吃一惊,怎么十五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它!

　　师永刚为《读者》写传记很有意义,一本发行量如此大的杂志出现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其实已成为历史的缩影,不知负载过多少人生的冷暖。师永刚把编辑部作为主要采访对象,写出了这样一群创业者如何在艰难中不断做出有见识的选择,最终创造出中国最高发行量这个奇迹来的。我读下来的感受是,读者不可欺,创造一时的发行量奇迹并不难,要长期创造则必然有深刻的人文原因。历届编辑人员忙忙碌碌,其实都在延续和修订着一种魅力长久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这本登上发行量巅峰的刊物历来很少做外部传扬,此中包含着一种令人深长思之的必然。

　　然而我们也都承认,这种成功又与特定时空中的读者群体有关。是读者和编辑人员一起,创造了“《读者》传奇”。因此,这本传记如有续篇,应该仔细地写一写各类读者。我且先把自己作为读者的一个例证提供出来,不知这样的素材能不能算作序言?

　　200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