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郑元绪总结自己时说过的一句很无奈的话。他的生命中充满着诸多的不可预料的变数,许多事情过去多年了,仍然看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以及自己现在的处境,哪个更对?

　　一切皆源于性格。而性格就是对命运的判断吗?

　　对于郑来说,性格的形成与童年的经历相关。他至今清晰地记得4岁时,与母亲从山东老家坐了11天的胶轮大车,到北京投奔父亲。路上风紧雪寒,对于早慧的他来说,这成为生活最初的启蒙。

　　到了北京,他成了一个"小胡同串子"。生活因为迁徙而发生了改变。5岁时,父亲送他到私塾上学。郑被认为是个听话的孩子,个性谨慎,思多于行。同学们认为他:"情感脆弱,考虑问题太过周全。"这句话不幸成为他的"硬伤"。

　　郑似乎是个天生的好学生,小学中学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内心的自负使他开始把世界当成一个舞台。自小对文科不屑一顾,梦想实业兴国。1962年高考时,他只报了一个志愿: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放榜时,他以数学满分、物理98分考进清华大学。郑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向往"先进"的动力。他以追求完美为目标。他把这种自省心理放大到了对于人生的每一步选择。1968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安西县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

　　安西是全国有名的"风城"。一年四季大风流动,一派大风歌气象。郑元绪第一次来到西北,巨大的旷野与西部气象给他强烈震动。他直觉自己的一生,也许会与甘肃相关。一年后,他"再教育"期满,派驻酒泉农村工作两年。之后,又被分配到了酒泉市工作。在那儿一待就是七年。大起大落对郑的性格变化起到了激化作用。他变得沉默,也更尖锐,平和中保持着锋芒。1978年底,全国搞专业归口,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新的调整。出版社需要一个数理化编辑,郑因此来到了兰州。他被分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做数理化方面的编辑。　

　　他的命运无意中与胡亚权相重合,但与胡相比,他经历的许多东西正好相反。胡是从底层开始向高层走,一路上体会到的奋斗是一种"向上"的体验。而郑则是从高点坠向低点,又从一个低点向上回升,这种数字曲线至今无法画出。但郑认为,数学中模糊不清的许多曲线造成了人与人的相遇,事情与事情的相遇。这可能是一种数学命运化的东西。

　　这样讲有些太相信命运。但命运无处不在。如遭遇胡亚权,如那道数学题,如那本美国《读者文摘》杂志。一件事情因此诞生了。

　　对于郑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是在《读者》主持工作。他倡导着全新的办刊理念。他对杂志从头至尾的改造成为了《读者》杂志历史中相当重要的环节。他用10年时间,使杂志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找到了自己生命力的"源程序"。他经历了杂志最艰难与成熟的时期,也经历了杂志的迷茫期与失败的经历。

　　多年后的今天,讨论这件事时,与他同事多年、现在北京工作的刘英坤站在女性的角度评价郑元绪,十分中肯:

　　……他很深刻,同时也很自负。对人性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深度,是历经沧桑的人所具有的深度。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特别隐忍的东西。老郑最可贵的是把浪漫与严格的思维工作方式地结合起来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在他的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既能被一些东西打动,又能很清醒地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干净。

　　老郑所影响的这个团队有着极强的凝聚力,而这些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很大的关系。在老郑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身上的悲剧。他的行为很传统,但内心很自由,他可能一生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这是一种性格悲剧吗?郑元绪始终同《读者》杂志保持着联系,但谈到办刊,他总是笑着说,已经淡出江湖。但人即是江湖,谁又能离开江湖?他参与着许多刊物的编辑策划业务,还应邀给报刊进修班定期讲课。局外人的立场使他可以更清晰地看清许多事物。我曾看到过他的讲课提纲,那个提纲叫做《我办刊的22个观点》。观点尖锐,直指人心。

　　那些观点很像对于自己在《读者》杂志13年的总结:

　　领先读者,只领先一步。

　　人性是永恒的主题。

　　人性的本质---健康与真实。

　　再高尚的人也阅读色情,再卑鄙的人也崇拜英雄。

　　定位要模糊。

　　不要倡导你不喜欢的生活。

　　多层次地满足读者需求---让他们发泄,让他们麻醉。

　　神秘产生崇拜。

　　消灭形容词,消灭惊叹号---不动声色的力量。

　　刊物是编者同读者的较量。

　　有立场才有活着的理由。

　　刊物是编辑部的喉舌,你自己的喉舌。

　　残缺创造了特色。

　　最笨的工作是最有价值的工作。

　　感觉胜于数字。…………

　　郑元绪认为这些就是《读者》给予他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