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克己病重。

　　郑元绪听说时,他已经住院了。有消息说他患的肝癌已进入了晚期,时间无多了。编辑部一片怅然。曹克己已成为了《读者文摘》的精神支撑。在编辑们的回忆中,曹是一位与他们一样爱玩、爱闹的普通人。

　　出版社有段时间流行打克郎球,几乎打疯了。许多人每次工间休息时,都会想法把球杆抢到自己的手里。有时打得兴致高了,就忘掉了上班。曹克己也爱玩这种游戏。但又对这种作风很不以为然,指示出版社抓作风纪律,规定上班时间不准打球。然而,坚持了没有几天,他先坚持不住了,觉得技痒。当时《读者文摘》编辑部里有一个案子,他就跑到那里,从别人手里"抢"过杆子来,说:把门关上,咱们打一局。

　　另外一个相关的段子是,他与当时还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张正敏打球,张没有打进去,说自己的杆子不好。曹故做严肃地说:"你不会生娃娃,还怪炕边子?"张羞红了脸,周围的人却哄堂大笑。他是个很会利用一切机会拉近与群众距离的人。这个段子张正敏记了很长时间,她说曹在他的心里一下子近了许多。这种偶尔的粗俗对他来说,极为少见,但他总是用得恰到好处。

　　这个时常操着一口陕西话的人,让人难以忘记的是他异于常人的胆识。客观地讲,没有曹克己可能就不会有这本杂志。可能也不会发现胡亚权、郑元绪。在他的眼里,没有资历,也没有什么学历,他不会在意年纪、背景,更不会因为关系而去做某件事情。在他这里,重要的是你的思想有无价值,你的能力够不够强。

　　多年后,谈到为什么要选胡亚权与郑元绪这两个理科生来办这本杂志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份刊物是编辑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要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确立的办刊宗旨得以执行,必须选择得力的人选。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当时我们考虑,这本杂志如果要找学文科的人来办,很可能会使刊物走到一般化的老路上去。因此,我们大胆启用了两个知识面较广、思维方法较新,常常不囿于世俗观念的理科毕业的大学生来当编辑。有两个意思,一是想试验一种新的方法,理科生的直觉与文科生会有什么不同?再一点就是想寻找一种新的有别于其他刊物的思想方法。看来这两个试验都成功了。"

　　另外一件让社里所有人都为之感动的是他对于属下的保护。在他的手下干活,你可能得到的责备是最少的,而得到的帮助是最多的。而当上面的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会沉着地说,这是他的过错,与手下人无关。

　　敢于负责任是一个领导的基本道德,这句话据说是他的口头禅。为这句话他付出了代价:《读者文摘》杂志出现"一次重大错误"时,他曾被押到街上去游行……当有人对杂志指责,有关部门对杂志进行审查时,他的回答是,把关不严,责任在我。他的另外一句口头禅是:这个杂志要给中国的读者留下点什么。他给中国的读者留下的是一本杂志。

　　胡亚权与郑元绪相约来到了他的病房。曹因为化疗满头白发几乎掉光,全身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两人心中酸楚。许多事情开始成为伤感的理由。这本杂志把他们的命运联到了一起,也让他们在精神上达到了某种默契。 曹克己认真地审视着他们,长久长久地不说话,那双眼睛似乎至今还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1988年8月31日,曹克己病逝。

　　送别的那天,甘肃报界、出版界、文化界的人几乎全来了。参加操办葬礼的李一郎说,这是他见到过的最隆重、人最多的一次追悼会。那天共有上千人来为他送行。花圈放满了整个殡仪馆,叠放着,绵延放到了操场上。许多人都是自发地前来送行。彭长城此时正在南京联系分印事宜,他把事务处理完毕后,乘最早一班火车返回兰州,直接赶到了追悼会现场。醒目之处,张挂着一幅巨大挽联,上书八个大字:"老曹去矣,文摘痛哭。"

　　曹克己被收入中国出版家列传。在他的简历中说,"对《读者文摘》的创办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辑部破例在自己的杂志上,为自己的总编辑发了一则悼念文章。这则由郑元绪执笔的文章最后一句说:"……您的生命将在未竟的事业中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