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亚权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故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故乡对于胡来说,却并不仅仅是一种回忆中的历史,而是他的精神成长史。他的故乡在甘肃武威,古称凉州。
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诗歌历史的镜像。看到这个名字,犹如看到一种传说。许多人一生也没有到过这个曾在很小时候的诗歌中发现的地域。但这里的黄土与风沙孕育了他。每个人都会在多年后回顾历史。但历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我注意到,当人们谈及《读者文摘》的某些所谓的隐秘时,胡亚权的解释是:请你们沿着丝绸之路去走一走。去看看敦煌、看看阳关、看看古道……回来后,你们就会得出结论。
去过的人很多,但得出结论的人是谁?他把一种东西的成长归结于历史与一块地域。而把心灵的成长,作为自己的一种积累。而这块故乡,就是西北。
西北是什么?是我们在遥远时刻对于一块地方的猜想,还是一首诗在我们内心想象的伸展?对许多的人来说,西北也许仅是个人想象力的文化代码。在这块显得过分遥远的西域,有无数的人把这儿当成了个人理想与野心施展时的跑马场。每个曾经涉足此地的人,都想告诉我们,所谓他们发现的西北。于是,我们就活在他们认为的西北里。这使庞大神奇的西北,有了许多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文本。几乎每个看到西北的人,都想把自己认为的西北留下来。
西北如果剔除了这些额外的东西,还会剩下些什么呢?那个隐在诗歌与历史中的凉州,在汉时就弥漫着一种历史的大气象。国家与朝代,争夺与纷乱共同在揉搓着凉州的历史。而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驼铃响彻古道外,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距凉州一百多公里外的隋炀帝举办的六十国国际大会的地方,叫做张掖。更早些的八百年前,凉州的边缘上曾建过一座为被俘的古罗马战俘所建的古城,那座城市叫做骊千,现在叫永昌县。民风流俗就这样碎裂着、成长着、弥漫着,文化的东西开始积淀下来。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的理解也留存了下来。
尽管随着边防的前移,凉州成为内陆,开始进入了长久的沉默期,但一种文化的东西却偶然闪烁在民间的田间地头。西北人是些什么样子的一族呢?
他们可以永远笑着去过一种艰焦的日子。他们可以一个人看着远处的太阳一天天发呆。那些诗意的东西永远地搁在每个孤独的心灵深处。但西北人的孤独却是永远的文化上的孤独。这种孤独如同种子,无法预知它们会埋在哪颗心灵里,等待发芽。
胡亚权出生时,西北仍然居在历史中。只是过去的辉煌开始被风沙掩盖。凉州再也没有放肆的诗人执剑西行。原来的历史前沿成为内陆。敦煌已被一位叫做斯坦因的探险家盗掠过两次,一门新的举世显学刚在国外兴起。敦煌即将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艺术中心。而凉州,那个小城,对于他来说,也是遥远的一种想象力。1944年清明节,他出生在凉州城边上一个叫做双树沟的普通农户家里。那时候,这个城市已改名叫做武威县。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不过是一段新的历史而已。而此时,美国《读者文摘》已创办二十多年,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杂志。没有人会知道30年后,这个小男孩会与中国的一本同名杂志的命运相关。
胡家是个耕读世家。佛教有一句话:凡事随缘皆有味。人生在世,总似有冥冥
上苍授予某种缘分。而胡认为,对他来说,便是与书之缘。
胡自小喜爱读书,这样的孩子在农村讨人喜欢。四五岁时,他的叔叔就把他放在肩上,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那时候胡不识字,也不解其意,只是背,觉得文字有着一种令人生津的味道。在中国的许多读书者中,“有种先结婚后谈恋爱的读书症”。即在不懂得的时候,开始接触并记住了那些“圣言”,许多东西就这样被积累起来了,尽管不懂,但那些储存在记忆中的东西,却在等待着被某一天理解的时候。
而胡的读书方式杂乱而且无序,遇到什么书读什么书,这种杂览使他像一块海绵,把许多东西都吸收了进去。而在中学时,他竟然读完了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等。这种杂览使他的综合知识比同年龄的学生高出一大截。
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读书,遇到什么书,他都期待去读完它。多年后,胡都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病”:读书癖。
此外,这个农民的孩子竟然还喜欢绘画。这种爱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觉得如果有原因,可能就是好奇吧。村里人家在做家具时,会在家具上刷涂各种图案。大红大绿间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幸福。这些图案让他十分着迷。但喜欢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一毛多钱的纸笔,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件奢侈品。
他家的院子修在黄土地上,黄土上画画,不用纸笔。很多次磨破手指,自己也不觉得痛。上到小学三年级,母亲看他画得仔细,就给他买了一张四开大小的白纸,让他去画一张画。胡欣喜不已,于是到小学旁边的庙里临拓一张古代壁画的局部,那是两只梅花鹿。
这可能是胡最早的一幅“作品”。
30年后,他返回老家,竟然在家里的土墙上看到那幅临摹画,是母亲贴的,总不让别人取下来。
他的命运总是充满着某种“阴差阳错”,处于一种“误会”状态中。他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总是处于一种即兴式的选择中,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自己。但他相信,一个人一生总是在为某件事情而活着。尽管你不可能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但他知道,自己一生都在向着某个目标行进。
中学毕业,要报考志愿。心高气傲的他决定只报北大与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因为他只对这两个学校感兴趣。但报考志愿时,规定要选三个,填完了两个志愿的胡,还空了一个格子,老师说,填满它。但选择什么专业呢?当时他想,要选就选一个好玩的专业。他发现兰州大学有个专业是地理系,那时候他不太了解地理系是什么系,只觉得这专业好,可以游山玩水,就“游戏”似的选了兰大地理系。
发榜后,他没想到,自己被这个专业录取了。等到知道这个系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后,他后悔了,但他已无力改变这个结果,只好顺其自然。学校四年,他读了大量书,兰州大学馆藏了许多世界名著及各种孤稀珍本,只要能读书也是对这个选择的一种补偿。出黑板报、绘画,组织各种沙龙式的活动等,他用这种特别技能交换了到兰州大学图书馆书库自由看书的特权。
1968年大学毕业后,当时的“最高指示”是,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目的地是5385部队安西农场。戈壁滩上,四野苍茫,人迹罕至,报纸要几天后才能收到,大学生学员们要靠听收音机收听新闻。胡亚权被分配在农场的二连。闲不住,就鼓捣着与大家一起,办起一张油印小报。他们从很远的县城买来油印机纱网和一小盒油墨,找来一个竹片,用刀修平。有一位陕西来的大学生从行李中找出钢版和铁笔,一个小型的印刷厂便诞生了。每当有重大新闻,最高指示,晚8时新闻联播开始,全班就一起上,有人监听,有人记录,有人刻版,有人裁纸,有人印刷。第二天天一亮,二连出的号外便分送到全农场方圆几公里的其他几个连队,真有点像出了一张小报。胡亚权担负的是印刷工序,用文件夹将蜡纸与纱网固定,下面放一块窗子上拆下来的玻璃片,油墨均匀地刮过纱网,一张清晰的印刷品就出来了,品质不亚于油印机所印。
这些基本的锻炼,似乎就是某种前期的准备。人的一生,有时你偶尔回头看一眼,许多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是正在成为你现在从事的某种职业的前期训练?
而在这个农场的七连,郑元绪也在劳动锻炼,但两人从未谋面。
1970年,大学生们再次分配,胡亚权到了金塔县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郑元绪到了酒泉县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在一个地区,他们仍未见过面。
又是一年半,1971年8月,胡亚权被分配到甘肃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简称毛著办。当时出版社只出毛主席著作。胡亚权的分配算是非常照顾,因为他的同班同学兼妻子在兰州大学印刷厂工作。郑元绪则被留在了酒泉县轻工业局,四年后才调到甘肃人民出版社。
这就是胡亚权与郑元绪人生的两次重大“偶然”。
但人的一生真的与偶然相关吗?
胡亚权认为自己的一生正是偶然的结果。
他到出版社后,先是被分到了新华书店去卖书,而他曾经参与创办小报的经历,使“偶然”出现“多米诺效应”。总编室听说他曾出过小报,就把他调去编辑社里的一份内部刊物《出版简讯》。这是胡办的第一份“杂志”。另外由此引申出的新机遇是,曹克己同样因为“听说”他此前的经历,而授命他参与创办《读者文摘》杂志。
直到今天,我对胡亚权仍然很不了解。他不善言谈,但说出话来总是一语中的,时有妙论。比如有一回他问我,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有了思想,不等我回答,他已说出自己的见解:当两岁小孩子会说“不”的时候。这是他从小孙子那里学习到的。
他可以一边与别人聊天,一边写他的文章报告,构思不乱。他性格耿直,不说假话。年轻时有点目中无人,也开罪了一部分人,甚至影响了仕途。别人说他“专爱犯上”,老胡答曰,还有一句重要补充,“绝不作乱”。
这里要说一段轶事,我与广东德生电器公司总经理梁伟因慰问边防军而相识,给他看了这本书一部分初稿,没想到他连夜驱车从广州赶到深圳,告诉我一个有关老胡的故事,故事叫“汤加王国”。
老胡的夫人是兰大职工,从70年代起,他们就住在兰大一字楼。那是一座筒子楼,一家一间住房,门口用砖头垒一个土台算是厨房,厕所公用。楼上住的几乎全是讲师。二楼有五家近邻,因孩子们的往来而关系密切。这五家人的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睡觉的地方,大年三十,五家人聚在一块儿,带上各自的饭菜,一块儿放鞭炮守岁。有一回,其中一家的朱正佑教授生病住院,大家轮番看护,当他从死神那边返回时,昏迷之中说,我是汤加国王。此后,他们开始把这个称号固定下来。奉朱先生为国王,朱夫人程昌钧教授为王后,马教授、戴教授夫妻,刘教授、封教授夫妻被封为物理大臣、化学大臣,胡亚权、邝淑文夫妻被封为宣传大臣,兰大组织部秦家凤是军属,她和丈夫被封为国防大臣。孩子们有王子、公主之封号,且有自制证明。这几家人后来都陆续离开了兰州,有的孩子已出国深造,留在国内的也都已成家立业,都颇有出息。每年过春节,他们总要电话拜年,回忆那些艰难岁月中的好日子。
老胡谈起往事时,一声叹息:那个年代的人可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