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像是一个“偶然”的想法。
那天,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曹克己找到胡亚权,对他说:“听说你会办杂志,你就来负责办一本杂志吧!”
事情似乎很简单,就像是一个玩笑。这是1980年的秋天。胡亚权时年36岁。正是血气方刚,浑身都是理想的时候。他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一句偶然的话,成了一番事业的开端。
此前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出版业、报刊业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开始复苏。被停办的报刊纷纷恢复。出版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历经多年的封闭后,中国人似乎都患上了“读书饥渴症”,所有的人都在找书读。据经历过当年盛景的人说,当时好像印什么书都可以卖出去,且供不应求。一些“文革”期间被停的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大众电影》、《新观察》、《收获》等也陆续“开禁”,而且一开印发行量就很大,有的杂志一期竟可以发行500万份,当时最火的《大众电影》据说发行量接近了千万份,创下了中国杂志发行的世纪记录。
办杂志成了当时出版界寻找生机的新思路。社办刊物其时还是新生事物。北京出版社创办了大型文学杂志《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当代》,南方的一些社办杂志也先后创刊。当时的报纸只有两百多种,而杂志也仅有四五百种的样子,几乎办一本就可以火一本。
地处内陆的甘肃出版业则一片安静。
曹克己1980年到甘肃人民出版社任职,这位老报人对出版十分熟悉。这是个有魄力、有能力、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而体现此人魄力与个人魅力的是他的独特作风:干出成绩是你的,出了事是我的。他讨厌亲历亲为,一般只告诉你方向,至于怎么做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只关心结果。这种只专注于方向的领导方略,使他在许多事情上敢于超常规地去运作。于是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在他手里,却往往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读者文摘》的创世,就来自于这种“偶然”的想法。
他到出版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出版社仅靠本版书发展起来困难太大,甘版书在当时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已处于萎缩状态。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办刊物与出版敦煌版图书。
恰在此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想在甘肃办一份叫做《飞碟探索》的杂志。出版界的复兴,吸引着许多人的关注。一些人开始试探着与出版界合作,进入出版领域。但书商的概念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书商自己也没有想明白那会儿如何去拓展自己的渠道。当时出版界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合作出版。这三个人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合作对象,就想到了甘肃。当时的合作简单而且明了。这三个人都是纯粹的飞碟与神秘事物的爱好者,他们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大的利益是,在北京把稿子编好了,用出版社的书号出,而他们每期拿走一笔固定的稿
费,编辑费800元,稿费800元。
曹克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就拍板出版。
这本国内当时惟一的后来在国际与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UFO研究杂志,就这样在兰州落脚了。只是《飞碟探索》杂志却不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而是合作出版的产物。直到当年那几位UFO爱好者出国,这本杂志才正式成为出版社的。拍板接纳这份杂志的曹克己,计划同期运作一本真正属于出版社的杂志。
但办刊物是要人的。深知人才重要的曹克己,听人说胡亚权办过杂志,就去找到他。而其时胡亚权正在科技室工作,那会儿他所办的刊物是一份叫做《出版简讯》的铅印内部小资料。
“听说你办过杂志,我想办一个刊物,你有什么想法?”“办一个什么刊物呢?”
曹似乎对此好像不太有兴趣,漫不经心地说:“办什么杂志我不管,具体你自己去想。过半个月,我要听你讲一个方案。”
出生于甘肃武威一个乡村的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是个正宗的理工科专业学生。至于他所编的那几页简讯,连个非正规杂志也不能算。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专业。大家直觉他是一个聪明博学的年轻人,思想活跃,认识问题有点偏激。可能正是这些东西让曹克己对他“另眼相看”。
胡亚权就在这种“偶然的想法”中,开始了自己对于一本杂志的猜想与策划。但一个人是不可能办成一本杂志的,他找到曹克己要人。曹很干脆:“要谁你自己看着办。你看中
谁,我就给你。”
其实胡亚权心里早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与他的相遇,也充满了偶然性。此人叫郑元绪,小胡亚权一岁。他们的相遇与相知,起因于一道趣味数学题。郑当时在文教室当编辑,刚从偏远的酒泉调到出版社不久。胡亚权已有八年社龄,在出版社那批年轻人中,属于有点才华,又很活跃的人。两人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而已。只是他们都爱看书,平时总能在资料室里遇见。有一天,胡亚权看到一道数学趣味题,做了几次,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人的快感是需要人来分享的,而让人分享的方式就是去找一个与你有着相同喜好的人。胡亚权就随口问了一句正在看杂志的郑元绪:“这道题你能解出几种方式来?”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对这些趣味数学题除了兴趣外,还有些不屑。当时那道题好像是在一个平面上点出九个点,每两点之间,都可以连线,问题是在这九个点之间最少可以连出多少直线来?
郑不假思索,立即画出了三种。两个同是理工科毕业的人,因为这道趣味数学题,从精神上相认了,这成了他们交往的开端。半年后,胡亚权写了本名叫《怎样算》的书,交给了郑,要郑元绪给他做责编。通过这本书,两人成了朋友。
“老曹想办本杂志,让我找个人,你想不想去干?”胡找到了郑。
郑元绪觉得有些突然。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一想这个机会对自己的重要性。郑元绪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办过杂志,但能够办一本自己说了算,并且还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杂志,还是很有些刺激与想象力的。郑接受了邀请。尽管此前这本杂志是个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形状。他们曾经想再找几个各方面知识都不错,又可以找到认同感的人,但当时大家对这本还没有名字,没有想法,没有未来的杂志,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而并不热心。甚至有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可笑。
郑元绪却觉得人少一点,反而麻烦少一些,干脆先做出来个样子再说。但是办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两人一腔的热情开始理性起来。社里对办什么杂志,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应当办一份文学类杂志,但甘肃的创作力量在全国处于弱势,作者力量太弱。加上地处经济与文化边缘的地理心态,办一份原创性的文学杂志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且当时甘肃已有了一份文学类的杂志,再办一份,似无必要。还有人出主意,建议创办一份科普类杂志,但《飞碟探索》杂志已在筹办,这个想法又给否定了。
胡亚权与郑元绪闷在房子里苦思了几天,却仍无头绪。
接连几天,他们都在胡思乱想中度过。那是一段痛苦与愉快的日子。胡亚权说,我们几乎是在寻找着一本杂志的最初面孔。有时候看到了,有时候却又与它擦身而过,但却又预感到,我们其实很快就会抓到它,找出它的样子。
几乎开始失去信心的时候,又一个偶然的故事出现了,这个偶然事件,似乎让他们找到了那本杂志最初的面孔。当时他们没有办公的地点,就在社里的图书室里讨论。这天他们又照例翻动满架的报刊时,胡亚权感到十分不方便:“这么多的报刊,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看完?”
郑元绪随便搭着话:“报刊多了也麻烦,照这样的形势下去,用不了几年,差不多就会有上千种,到时候,人们肯定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那会儿人们估计就只能去选好的了。”
胡亚权说:“要是有一本能把所有的精华都选下来的杂志就好了,看一本杂志,就可以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看到,这样的杂志……”
他的话没有说完,郑元绪就激动起来:“那我们来办一本这样的杂志不就行了吗?”说罢两人击掌大笑。
文摘类的杂志当时在国内已有几家。不能办得与这些杂志雷同成了他们的基本想法。他们设想中的这本文摘类杂志,是包括时事、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人文方面的综合类杂志。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他们将创办一本文摘类杂志的报告提交到了社里。甘肃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后,批复同意。曹克己对这个设想表示支持。要他们拿出一个刊名与办刊方案,并在三个月内把创刊号先办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