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新的危机悄然出现了。这个危机某种程度上帮他们打破了僵局。

　　这年,全国出现罕见的纸荒,许多报刊因为缺纸而无法按时印刷。原料紧缺的中国造纸业开始失控,纸价出现让人吃惊的狂涨。《读者文摘》每期用纸总量约130多吨,全年为1560吨,所需胶印书刊卷筒纸,货源十分紧缺。武汉分印点的开印,并没有完全缓解兰州印点的压力,兰州印点的用纸总量虽然减少,但供应紧张的状况并没有完全缓解。

　　从1988年第4期开始,杂志用纸不断告急,到了第6期,矛盾终于爆发,当期所印杂志用纸短缺一半。出版社紧急宣布停印与压缩其他出版物,全力支持杂志正常出版发行。但仍时常出现纸源中断,几乎无法开印的困难局面。每期都有上百吨的纸张从外地运到兰州,然后再印好,再发行到外地,这种重复的运输,不但加大了成本,更致命的是影响到了杂志的正常发行。增加分印点再次被提上日程。

　　这个分印点他们选在了南京。华东地区是《读者文摘》发行量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南京分印点将辐射到华东地区的六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江西和上海),委托南京邮局负责发行。

　　彭长城草拟好报告,紧急呈送到了有关部门。但一位领导说:"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支持本地的企业发展嘛!" 此事再次不了了之。

　　到了第二年,纸价继续上涨,这次杂志社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一方面打报告,一方面再次决定分印。这次他们在天津设立了分印点。主要辐射河北与东北、北京。这次强行分印竟然出乎意料地顺利。当然这两个新设立的分印点还是有条件地进行了分工,各自划地发行。

　　这次分印与邮发的改变刺激了体制内的竞争。1989年,当天津分印点开印的时候,这种竞争的压力开始强化了,加上当时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型杂志都陆续分印,报刊的市场化竞争在邮局引起了裂变。因为发行费的一大块都在邮局方面,你发得越多,那你得的利益越多。利益成为市场最直接的手段,天津分印点1989年一开始分印,印数就上升了十多万份,他们开始把杂志向零售这一块渗透。邮局自身的优势很快突现了出来,当年新增的十多万份杂志,几乎全部发往零售。

　　印数上升最快的还是武汉分印点,1988年分印时他们只有28万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上升到了154万份,是三地中发行量上升最快的,超过了当年的"老大"兰州邮局。

　　彭长城此时已把一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发行与印制上。当市场化出现的时候,市场便开始给你上课了。市场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逼着你在不经意中学会各种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当时在杂志社并没有意识到发行与印刷的重要性,每次出现问题,也只是派个人去处理一下,一种完整的发行理念并没有形成,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彭长城也沉浸在这种即兴式的管理中。

　　但市场开始逼着他逐渐向发行与印刷管理方面转型,尽管他的兴趣还在编辑工作上。那时候他已意识到,整体集约化经营对于杂志的重要性。他在寻找着一种内容与市场相接的方式。当时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提供当年度的合订本,同时建议出版杂志的精华本。彭与郑商量后,开始进行合订本的编辑工作,1988年度的合订本出乎意料地受到欢迎,当年订出去30万套。

　　但误区仍然存在,初印的精装本过厚,价格较贵,阅读也不方便。彭长城把合订本改成了上下两册,采用软包装,使印刷成本一次性降到了最低,定价也大幅下降。发行量随之明显上升。

　　这个"意外"开启了《读者文摘》杂志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出版合订本、精华本和丛书三个副产品系列。其实,编书的事在胡亚权离开之前就有过规划,胡、郑二人编过一本《人生格言》,开本独特,多次再版,后来因人手紧张而暂时搁置下来。十年大规模地编辑《读者文摘》丛书则始于彭。这套丛书大约出版了六本,连续印刷三次,发行达到十几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