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绪认为,思想是办刊的灵魂。只有思想可以引领着读者向前走。你的思想如果走不到读者的前面,那么你必将在读者的选择中掉队,最后被超越与遗弃。

　　办杂志最重要的是你宣扬什么,摒弃什么,都要有种"蓄意性"的行为指导,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想法可以得到最大的贯穿。这种"蓄意性"其实也就是一本杂志的定位。

　　当社会进入转型期时,人们的思想极度浮躁,似乎人人都可以干成一切,世界就是自己的。思想的肤浅令人触目惊心。彭长城偶然看到散文家周涛写的《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情》,文章说:

　　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流动中,他有选择的自由。但他的内心说不定是凌乱的。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当初来到世上,就不曾抱有初衷,而只想凑热闹,现在热闹完了,也就该到别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社会永远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热闹……

　　彭觉得自己一生惟一能做到的就是静心办刊,用刊物去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他觉得这种立场批判与引导着人们面对真实的世界,并找到各自存在的理由。他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仅仅因为被触动。这种闪烁着生活哲理的东西,在编辑部里得到集体认同。此后他们又陆续刊发了《我为什么只有一个妻子》、《人情似纸》、《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你必须生活在今天》、《何必追赶时代》等闪烁着人类朴素思想智慧和哲理的文章。

　　他们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所有的青藤树都倒了》,文章写得一般,但里面的一句话:所有的青藤树都倒了,惟有我站着。却使他们受到触动，为这句话,他们把那篇文章给发表了。

　　编辑们更多的时候,坚信一句话的力量。有时候,人们可能会为了一句话,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状态,甚至一生的命运。

　　台湾报刊有一篇文章,只有四句话。讲一个老者去要饭,外国观光者在拍照,"我"写了一纸牌子,立在老者面前:请尊重人权,勿拍照。这几行字,仅是一段补白,郑元绪把它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他认为这四句话代表了一种人格的温暖的精神。这正是他们所要体现的刊物的力量的象征。他们希望自己所宣扬的人性的东西,像这四句话一样,可以"故意地"突出出来。

　　办刊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找寻自己精神内核的过程。郑元绪时常把其中的某些文章作为自己精神的某一种状态,甚至当成自己解释人生的代言。他一直推崇的一篇文章叫做《生活是美好的吗》。这是一篇影评,讲述意大利的一部叫做《老枪》的电影。作者认为,完整的生活固然美好,而残缺的生活更有价值,正是充满艰辛和曲折,充满幸福和痛苦的生活,才是值得人回忆与向往的,才使我们对生命充满眷恋。这句话让他又一次触摸到了杂志的灵魂。他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她不太完美,但她却历经人生的每一个层面。

　　她不是所有人的面孔,但她却是所有人的灵魂。

　　郑另一个"阳谋"是强调《读者文摘》的服务性功能。郑认为,所有给《读者文摘》荐稿的人,都应当享受到一种待遇:比如你发现了一篇好稿件,你可以通过打电话、电报,也可以写一封信告诉编辑部,这篇稿子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我就可以找出来,不管是不是适合本刊。他亲自撰写的稿约,标题就叫《只要你方便》。最大的方便交给读者,最大的困难留给自己。他的逻辑是,当你花了十倍的精力而只比别人高出了十分之一,你就赢了。输赢就在那十分之一。

　　创刊初期,他们发表了一篇叫做《中国的四大》的资料。里面关于中医的"四诊",应当是"望闻问切",他们错发成了"望闻扣切"。后《北京晚报》的夜大学版摘发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说是从《读者文摘》上摘发的,但郑看了后,却觉得如坐针毡,当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他就专门发了封电报纠正此事。后来负责夜大学版的韩先生专门来信,说此篇稿件发表后,就发现错了。没有想到你们会对兄弟报刊的事这么认真,韩先生由衷地说,你们的杂志肯定会有大的发展的。

　　郑与韩因此成为朋友。

　　郑的理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回报的,你对杂志认真,别人也会对你负责。

　　这句话在三年后,得到了验证。1985年,时任《北京晚报》副总编的韩天雨给郑元绪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给中国期刊界做件事,以晚报的名义搞一次当时中国最大的"好刊"评选活动。

　　这次评选活动是按照五个年龄面和知识阶层来统计票数的:18到30岁中等文化水平;30到60岁中等文化水平;18岁以下中小学生;大学以上文化水平;60岁以上老年读者。这次评选收到了读者寄来的推荐表有5000张,推荐出366份杂志,评出推荐票数列前40名的杂志为最佳杂志。统计结果,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外,其余四个读者群投票最多的杂志均为《读者文摘》。

　　1985年6月8日,彭长城代表杂志,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最佳杂志评议恳谈会"。《读者文摘》杂志发表了自己低调的声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