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期杂志出版了。

　　胡亚权与郑元绪捧着新出的杂志,来到一个小酒馆,点了几个小菜,要了点散装啤酒,把杂志摊开,两个人反复地看着,内心凝满沉醉。

　　第1期杂志所刊发的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以人情味与人性见长的文风,但仍有“拼盘”的感觉。他们面临着诸多难题,首先是编辑部人力太少,编印发可以说全靠他们两人。这本杂志虽只有薄薄的48页,但靠他们两人去选稿压力太大。阅读范围的有限也让他们感到难以为继。他们意识到,这本杂志如果只是两个人的智慧结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圈子里的读物。惟一的结局就是放弃博大,而选择了狭隘。而这绝对不是他们当初创办杂志的初衷。同时他们觉得,让读者参与荐稿,就是要让读者对这本杂志产生认同。这种独特的办刊方式,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但是读者荐稿既需要选择,也需要引导。大约是到了第3期的时候,读者推荐的稿子就陆续出现了,但却与他们理想中的内容相距太远。胡亚权觉得应当有意识地去强化自己的办刊理念,而这就需要他们做出一个“样子”来,以此来汇集一批对这种办刊理念认同的读者来荐稿。

　　80年代的中国,一切都开始恢复,被否定的开始平反,人们像一张白纸,几乎什么都可以留下印迹,思想尤为如此。封闭十年的国人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文革”十年形成的文化毁灭使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世界文化为何物,当时介绍海外文化的杂志非常少,偶尔有一两本,也是以文化参考的名义出版。学地理的胡亚权给这十年命名了一个充满地质学色彩的名称———文化断层。提出要把这个断层给填平和弥补起来的宏愿。他们判断,介绍海外优秀的世界文化、新知识与新鲜生活,肯定是一个卖点,也是杂志的一个方向。

　　在第2期,他们集中篇幅介绍西方的优秀文化。这一思路的重大调整,使《读者文摘》在众多的刊物中,很快凸现出来。杂志上所发的译稿,大部分都是国内首次介绍与发表的。他们还在选择着适合自己的译者队伍。当时有位叫做唐若水的译者,译文简洁,准确。他们就与之联系，请他翻译文章，直到现在唐还是他们的译者。

　　第1期《读者文摘》刊发了一篇叫做《蠢人的天堂》的译文。后来他们又发表了一篇译文《天堂客满》。这篇小文章充满着强烈的美国式机智。文中讲述‘假如每个人死后都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么从创世纪到现在,天堂将会出现客满的状况。最后他认为,如果死后去这样的天堂,那他宁可选择寂静的地狱,因为地狱会让他体味到孤独与思想的声音。

　　这些散布着独特的人文思考的文章,成为《读者文摘》选择文章的标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与标准相关。他们所认为的标准也仅只是一种读书直觉。他们相信自己感到新鲜与好奇的东西,也应当是读者所需要的。因为好奇是天性,新鲜是一种直觉。直觉与天性不能传输,却可以共享。

　　美国一位前总统说:“杂志是主编的影子。”

　　而对于这样一本两个人的杂志,他们的性格与个人的趣味就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胡亚权性格中奇险与突兀的东西居多。他常常会在一句话中,或者是一个感觉中,找到埋藏在很多事物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他善于决断,许多重大的决定有时几乎脱口而出。但这种个性的另外一面就是粗放。这是他的优点,但也可能成为缺点。郑元绪则与他截然不同,考虑问题心细如丝,深思熟虑。他对许多事物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力与洞察力,两个人决定的某一件事,落实者往往是他。胡亚权有时疏忽了,提醒的往往也是他。

　　胡亚权大度、直觉、灵性、固执,下笔比言谈敏捷。

　　郑元绪理智、平和、深刻,长于口头表述。

　　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而这是不是这本杂志初期的或者将来的性格?1982年1月份,另一位与杂志命运攸关的人前来报到,四年六个月后,他开始担任杂志的副主编,此人就是彭长城。

　　彭长城到《读者文摘》报到时,看到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写着一句话:世界上许多最美丽的花,往往开在无人知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