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有点蹊跷。
创刊号编完后,他们决定把当期的重点内容与办刊宗旨,在报纸上做个广告,造点声势。广告最后选定在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但没有想到,这个广告给这本还未出世的杂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使其差一点夭折。3月初,离正式出刊还有半个多月时,甘肃省委宣传部紧急通知他们暂停出刊。胡亚权与郑元绪紧张起来。后来才搞清,有两位领导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他们刊发的广告,对其中拟发的三篇文章提出质询。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反映刘少奇蒙难的《共和国主席之死》、《彭德怀的最后八年》与《省委第一书记》。80年代初,极左的东西仍很盛行。这些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仍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被视为“异端”。中宣部立即下文,问这本新创办的《读者文摘》有什么背景,怎么一开始就弄这么多敏感的问题?
甘肃省省委宣传部领导出于慎重,调去当期稿子审读。之后,又找曹克己谈话,指出另外几篇如“末代皇妃李玉琴”等稿子也有问题。
曹克己代表社里做了检讨,把责任承担下来,并表示把有问题的稿子全部换掉,再报批。随即找胡亚权与郑元绪商量,要他们不要有压力,按照要求迅速把稿子抽改掉。之后,他又与胡、郑一起,研讨杂志的方向问题,这次“变故”对这本杂志来说很重要,可以说是确立了《读者文摘》不以“敏感题材”去争取读者的办刊方针。
按照杂志预定的创刊日期,当期抽改稿子有点来不及了。手头也没有更好的稿子可以更换。这时候胡亚权读到一篇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这篇小说原发在宁夏的《朔方》上,没有多大的影响。胡亚权觉得这篇小说虽然有些长,几乎有一万多字,对于把精练与简短作为选稿标准的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正好可填补被抽掉的几篇稿子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小说体现了他们对于杂志的定位,就是用真善美的东西来解读人性。后来这篇小说被谢晋改成了名传一时的电影《牧马人》。
首期稿子再次报到省委宣传部,经过审查,同意出版。
这次变故,对于《读者文摘》事关重大,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远离热点,关心人类最本质的亲情与人性化的办刊特点。虽然一切都显得有点阴差阳错。
历经周折,《读者文摘》首期稿件准备完毕,即将面世。出版前,他们将一页页的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是什么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受到冷遇?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拿不准,同时也有些不安。
1981年4月,《读者文摘》正式创刊,页码48页,定价3角。
这是80年代初国内惟一的一本综合性的文摘杂志。在发刊词与给读者的约稿信中,他们明确提出了“本刊为综合性的文摘杂志,欢迎投寄文摘稿件……对直接从国外刊物摘译的稿件,优先录用”。这封信隐约地表明了他们试图创办一本读者自己的杂志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新鲜之处在于,当国内的杂志与读者界限分明的时候,他们开始要与读者一起来创造一种平民风格。这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态度与立场。他们设想用一种独特的东西,来创造一本独特的杂志。
时年胡亚权37岁,郑元绪36岁。《读者文摘》创刊号共印了三万册,按惯例全部交由新华书店发行,当时他们与新华书店是一个系统。但同一系统的书店对这本杂志并不看好。他们到新华书店进行征订时,书店的人却说:“你们甘肃能办出什么杂志?”这种态度激怒了两个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但却又感到无可奈何,因为那会儿是杂志社在求书店。最后那位对甘肃人“不抱希望”的甘肃人,终于同意代销15000册。剩下的15000册,出版社计划给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文化馆与各省市大学寄赠。
首期杂志出版后,反响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好。书店反馈回来的信息也不是那样强烈。但杂志还是在无声无息地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力。到了第2期时,他们已有了将近50000订户。为扩大发行,他们想在第3期时交邮局发行。与在书店的命运一样,邮局对这家后来成为了自己大主顾的杂志,起初并不看好,甚至拒绝他们在邮局发行。
但兰州邮局那位接待他们的人没想到,仅仅几年后,这本杂志几乎成了邮局全年利润的主要来源。当年度的第3期杂志印了12万册,一部分通过邮局向外卖,一部分继续向县文化馆与大学图书馆寄赠。从一开始,他们在给寄赠单位的信封里都夹上订单,让读者根据自己试看的情况,再决定明年是不是想订阅。这种邮寄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人看了几期杂志后,就主动寄来钱,要求征订。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杂志到年底竟然有了7万订户。
那会儿,几乎没有人帮他们做发行,一切全靠他们自己。两人几乎把可以想到的办法全用上了,其中最见效果的就是利用“二渠道”书商在北京的势力,帮助打开北京的零售市场。当时书商刚刚浮出水面,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但已显出极强的生命力。他们没有邮政系统那种老大作风,知道杂志发得火了,与自己利益相关。仅仅两期后,他们就把杂志铺遍了全北京所有的书报摊。杂志最多时一期可以在北京发到三到五万多本。
1982年,杂志在出满7期后,发行量达到了14万册。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慢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