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的起源过程其实更像是某种探险。

　　办一本杂志,而且是一本自己想象出来的杂志,这种挑战几乎如同历险。胡亚权在兴奋中体验着压力,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本杂志的未来是什么,就像不知道一种理想的结局一样。没有结局的事情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一切都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什么,就是在写下历史。

　　想法与理念只是一个“筐子”。最终要靠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把它们给填满。两人最迫切的想法就是迅速找到可以把这种理念表达出来的东西。从虚到实的第一步就是,他们得为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取一个名字。

　　取名字对他们来说,不是个难事,两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并都有过给孩子取名字的真实经历。但给这本杂志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却真让他们犯了难。两个男人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名字,但都不太满意。后来他们又在社里公开征集刊名,汇集上来的名字至少有四十多个,有“敦煌文摘”,“大众文摘”,“书报文摘”等。但好像都离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名字太远。对他们来说,取名字其实也就是确定这本杂志的品味、品格与内容的过程。他们想象中的这本杂志至少具备下面一些可能:这是一本能够专门为读者服务的杂志;这本杂志由读者自己来参与创办,是读者自己的一本杂志;而且这本杂志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杂志的味道。

　　什么样的杂志才能代表他们想象中的气质呢?

　　恰逢此时,郑元绪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寄来了几本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这几本书像极了他们要创办的那种理想的杂志,尤其是《读者文摘》中的那种平民化风格让他们似乎触摸到了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刊物的气质。胡亚权当晚将书读完,第一感受就是这本杂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临摹的蓝本。第二天,胡亚权对郑说:“这个杂志真好。美国人可以办这个杂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办一本中国的《读者文摘》呢?”

　　在征集来的几十个名字中,出版社讨论的结果竟也出奇地一致,都觉得《读者文摘》这个名字好,而且符合他们所要创办的这本杂志的意图,即:编辑为读者摘文,读者为编辑荐文这一主旨。大家的一致赞同,成就了一本多年后同样在国际上留下巨大影响的杂志。但也埋下了此后长达十几年的与美国《读者文摘》的商标权纠纷案的种子。

　　当时的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权概念,版权对于中国人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80年代初创办的许多杂志的名称与办刊思想大部分都借鉴于别国杂志。胡亚权在事隔多年后评价这件事时认为:“用这个名字,并没有要借用美国《读者文摘》这个杂志在中国打市场的想法,因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的发行量当时不到几百本,还是内部发行。许多读者并不知道有这么一本杂志。如果说借鉴的话,那就是借鉴了美国《读者文摘》的平民化风格。”

　　当时他们觉得美国《读者文摘》上所倡导的这种文风亲切但又很平和的东西,在中国很少,很像他们所要寻找的表达方式与意味。那些文章都有一种内在的美国式的机智与幽默,而不是中国流行的稍显低俗的笑话与段子。这些幽默反映了人生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对于《读者文摘》文风的认同,成为他们在办刊时的基本思路。而这也使他们在编辑风格上找到了共识。这个共识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基本保证了一种风格的完整体现。确立了名字与办刊思想,他们便开始正式筹办创刊号。

　　1980年12月,社里通知成立丛刊编辑组,正式调胡亚权与郑元绪二人进行此项工作。业务由胡亚权牵头,曹克己直接领导。

　　一本杂志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