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怎么认识玛丽的了，渐渐就习惯了傍晚散步时遇到。她总是问“我的图书馆怎么样？”我就告诉她“不错”或者“不大好呢”。
玛丽有七十多岁了，住在街斜对面一栋起码有她两倍年纪的房子里。跟她一起还有另外三个老人住在那里。她说那是老别克的房子，分租出去才能有钱付财产税和基本维修保养的费用。老别克还有一辆八九年的福特车，天气不是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引擎可以在十多声“咔咔咔”后打着。几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就靠老别克开这辆车去买。
玛丽很喜欢我们一家，我知道她是专挑我们散步的时间出来，以便闲谈一阵。她没有孩子。一般她这个年纪的人都有好多孩子，就是美国人说的“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专指二战后繁荣期出生的那一代人。但是玛丽一个孩子也没有，她和她丈夫都有病，不能生孩子。
玛丽的丈夫是二战的老兵。“那时候我哥哥去当兵，”玛丽说，“爸爸妈妈担心得不得了。全家人提心吊胆了三年，终于打完仗了。哥哥有写信说就要回来了，每天门口一有动静妈妈就跑去看。有一天终于有人敲门，却不是哥哥。”
“杰克说哥哥还是受了伤的，他们就是在医院认识的。本来两个人都好了，可以回家了，但是哥哥又感染了什么新的病毒，没救回来。”
“杰克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就在我们家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开始做这样那样的工作。妈妈一听说哥哥死了就病倒了，爸爸开始酗酒。我高中没毕业就退了学工作，后来就嫁了杰克。”
“那时候生活真是容易，只要你肯干活儿，就一定能挣到钱。我们拼命工作，攒了些钱，贷款买了一所小房子。杰克说再等几年攒多一点钱就加盖大一点，准备生孩子。”
“我们攒够了加盖婴儿房的钱，可是一直没有孩子。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两个都有病，不会有孩子了。”
“后来爸爸破产了，他的房子给银行收回去，还欠好多钱，还有妈妈要看病。杰克说反正我们也不能生孩子了，就用攒的钱给爸爸还了债。爸爸妈妈搬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没多久爸爸喝醉酒给车撞了，妈妈把她的止痛药藏起来收了好多一起吃下去，也死了。”
“办完丧事我和杰克又几乎一点钱没有了。开始打越战，工作越来越难找。我们两个都没有高中毕业，渐渐就只能做最低工资的工作。以前我做过打字员呢，又轻松又干净挣得还多；后来去做收银员，累一点，但还能挣一些钱；再后来只能在小餐馆做招待，能挣些小费，但是要自己买保险，很贵的；再后来连招待也做不成了，嫌我年纪大了又不漂亮又不会说话，就去小旅店做清洁；后来小旅店生意越来越差，我就只能打零工了。”
“杰克是退伍军人，找工作应该有优先的。后来越来越多人反战，就算他打的是二战不是越战，也没有多少人听。工作不好找，我想是因为我们连高中都没有上完，就想回学校念完高中。去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受不了被十几岁的孩子嘲笑。”
“杰克说不如我们自己做生意，但是想不出做什么好。我想我们过不上好生活就是因为念书不多，所以想开间书店，一边卖书一边看书，多好；买不起书的人可以坐在店里看，只要不把书弄脏弄破；买书的人们可以教我们一些他们买的书里写的东西；我们还打算收旧书，整理干净再折价卖，你知道，书是很贵的。但是银行的人说我们不能证明经营能力，又没有足够的抵押品，不借钱给我们。”
“我们只好继续做最低工资的工作，省吃俭用还房子的贷款。人就是这样，越穷，越不能放弃房子。我们又没有孩子，再没有房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没等到老，杰克就去了。医生说是打仗受伤以后什么东西没真正治好，复发了就没救了。我想是因为我们没钱也没保险，他们才不给治的。杰克死了以后，我一个人的收入除了应付日常生活只够交房子的财产税，银行的贷款越欠越多。那时候越战打完了，市面倒是繁荣起来了，但是我能找到的工作越来越少；房子本来就又小又旧，又很久没有维修，租不出去，终于给银行收回去了。”
“你看我们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什么都没有，真正什么都没有啊。”
我倒是觉得奇怪，退伍军人应该有补贴的啊？数额还相当可观，加上社会安全保险应该够生活费用了，而且好象去世后配偶可以继续领若干年呢，怎么玛丽没提？
“唉，你一个外国人都知道。杰克原来应该有领的，但是他死了以后没有人寄支票给我，我也不知道找哪里要。后来银行收房子，社会安全部门有人来给我找住处，问起来我才知道的。他们帮我找了不用付钱的律师，我才拿到补贴，后来开始领社会安全保险，还有食品票，又申请到医疗计划，这才能付得起房租给老别克，否则我大概早就流落街头，死在哪里都没人知道。”
“说来说去是因为我们读书少。”我以为她总会怪一下政府社会什么的，没想到她这样想。“你看你们读书多，什么都知道，连我们美国的事情都知道得比我这个美国人还多。”
“年轻时候想开书店开不成，现在更不行了。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比书店更好的地方，图书馆。你不要笑，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图书馆是人人可以去的，不要钱的。”
“但是要社会安全卡和长期住址呢。”我心里说。那些真正流落街头的人还是进不去的。不过我没告诉玛丽。
“安德鲁卡耐基不算好人，但是总算做了件好事盖了这个图书馆。我每星期都去一次。老了，眼睛不好，看不清书上的字，但是看见那么多书排在那里，那么多孩子认真地念书，心里就平安了。那些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什么都知道，能过很好的生活。”
“我每个月存十块钱，圣诞节的时候捐二十块给教堂，然后捐一百块给图书馆。等我死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卖的钱都捐给图书馆。我有遗嘱在律师那里，写得清清楚楚。有时候在图书馆里，看着一个孩子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我会想，那就是用我捐的钱买的书吧，放在那里，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读到，真好。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读书，所有的人都有知识讲道理，就不会有这么多穷人了。”
啊，原来她说“我的图书馆”不是说来开心的呢。那天上班时正好有空，我便在数据库里用玛丽的名字和地址搜索了一下。我的工作就是在“玛丽的图书馆”管理捐款人的数据库。奇怪，用姓名和地址都没有查到任何捐款记录。难道玛丽只是嘴上说说，从来没有寄过支票？
午休的时候我找了负责处理捐款支票的人打听，原来只有用支票和信用卡捐款的人才在数据库里有记录，此外还有不少现金捐款因为捐款人不详而只能总归入一个“无名氏”帐户。打开那个“无名氏”的记录，果然有不下两百条捐款。但是无法分辨哪些是玛丽捐的。图书馆门口的捐款箱是定期送去银行开箱然后以总数入帐的，没有人知道谁放进去多少钱，无论是一分硬币还是百元大钞，都是“无名氏”的捐赠。
果然，玛丽说她已经很多年没有银行帐户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银行要求每个帐户都要保持一定的余额，支票本要另外买。玛丽不能保证帐户的余额，只好销了户。况且她的眼睛越来越差，字也写不清楚，早就不签支票了。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跟玛丽说今年不要放现金进捐款箱了，给我，我开一张捐款支票。这样就可以在数据库里给她建一条记录，图书馆会发一封感谢信确认她的捐款，以后还会每个月寄一份月报，以及各种不定期的活动的邀请信。玛丽高兴得不得了。
过完节，我去找了负责发展“潜在捐款人”的珊蒂，给她讲了玛丽的故事和她的遗嘱，并问珊蒂能不能把玛丽列入她的“潜在捐款人”名单，这样以后有什么活动玛丽也可以参加。我知道珊蒂每年组织“潜在捐款人”午餐会和珍本善本内部展览各两次，名单都是从我这里出的。我想玛丽肯定会很高兴的。
出乎意料的是，珊蒂几乎是一口回绝了。她说“原则上我们定义的潜在捐款人是预计捐款数目在一万美元以上的”，意思就是玛丽太穷，不予以考虑。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那些“潜在捐款人”我是知道的，多数是些退休医生律师教授大公司ＣＥＯ，住址都在“高尚住宅区”，一所房子怕要两百万起码；正式住址外还有个“冬季住址”在佛罗里达，过了万圣节就搬去过冬；五月份回到北方，天气好时出去打个十八洞，天气不好就在家开酒会；闲来养两辆古董车，身手好的养一级方程式赛车，有的养赛马赛犬；凡此种种以及其他超出我知识范围甚至想象力的生活内容。他们的捐款动辄几千上万，当然是玛丽那一年一百元没法比的。把他们拉在一起吃饭恐怕会得罪人的。
那个冬天很长，很冷。煤气涨价了。玛丽死了。
她和老别克还有另外两个房客因为拖欠煤气费被停气，晚上裹了毯子睡在车里，开着车的暖气。雪下得很大，埋住了尾气排气管。雪继续下，埋住了车子。
天亮的时候发动机已经耗尽油停工了，没有人知道这辆埋在雪里的车里有人。
又过了两天，有好事的孩子在街上猜雪下车子的颜色型号玩，扫掉些雪看结果时才发现里面有人。
我们是从加州度假回来后听说的。我找到玛丽所属的教堂，打听是谁处理她的身后事，谁是她的律师，以及遗产的事。牧师说她的遗物已由教会变卖，加上在她房间里找到的七十多元现金，还不够葬礼的费用，是教友们又捐了些才把她葬在杰克旁边。遗产，是没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但绝对不是为了拉捐款，我跟牧师说了“玛丽的图书馆”的事。两星期以后牧师打电话来说教友们又捐了两百多块钱，希望以玛丽的名义捐给图书馆，如果能用来买儿童读物，写明由玛丽捐赠更好。
儿童部的负责人给我看他们的规定，要捐款五百元以上才可以在书上印名字。玛丽的名下现在有三百多元捐款了，我又写了一张支票补足了五百，然后把捐款记录发给儿童部。
复活节后我请玛丽的牧师和教友去了一次图书馆。儿童部七彩的小书架上排了十本新书，封底贴着彩条字：玛丽的礼物。
现在这里真的是玛丽的图书馆了，她会被永远记住，虽然几乎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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