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2月28日。王欢茹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有急事，你马上回来一趟吧！”是家里打来的。

　　她是厂里的打字员，她所在的水泥厂，在西宁市远郊大通县。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往西宁拉水泥的车，深夜十二点多钟，王欢茹赶回家中。一进家门，她愣住了。

　　爸爸、妈妈、姐姐、大弟弟，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失声痛哭。她的小弟弟，不满十七岁的王强，无端惨遭杀害。

　　二

　　事情就发生在昨天。2月27日早晨九点多。

　　家里的人都去上班了。王强到外面上了一次厕所。回到屋里，躺在床上。门，突然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穿着风雪大衣，戴着白帽子、白口罩和一副眼镜。进屋来，“砰”的一声，旋即把门反锁上。

　　“你是谁？”王强问，战战兢兢。

　　没有回答。来人一步步向他逼近，走到床边，“唰”的一下，从怀中抽出一把藏刀，寒光凛凛。王强这才认出来人是杨小民，还没及呼喊一声，当即胸口便挨了一刀。王强拿起火炉上的火钳自卫，又被杨小民连刺数刀。王强被刺倒在地，悲哀地连呼“哥哥”告铙，杨小民仍然不停手，向王强背部连刺数刀。王强只好呼叫：“来人呀！救命呀！”有人听见呼叫，连连敲门。王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想去开门，杨小民抢先一步将门柄握住，王强向他手上咬去，杨小民又向王强腰部刺了一刀……

　　前日，也就是2月26日。早晨，王强在水房里打水，将壶中一些剩水倒掉，正巧杨小民也到水房里打水。水泼在地上，溅了杨小民的裤子。“你他妈的没长眼睛哇！”杨小民破口大骂起来。“水房这么大，谁知道……”王强反唇相讥。昨日，也就是2月27日。早晨，王强上厕所时，刚出门又碰见杨小民到水房打水，双方又争执起来。于是，杨小民没有打水，挑着空桶回家。于是，发生了这场凶杀案。起因就是如此简单。

　　当前来相救的人们把王强的父母叫来，王强已经躺在血泊中。他冲着母亲呼喊着：“妈，我不行了……”

　　“孩子，你伤在哪儿了！”

　　“心上……”

　　此刻，凶手杨小民有恃无恐，正站在旁边，手里依然握着那把藏刀。鲜血，一滴、一滴从刀上滴了下来……

　　三

　　王欢茹站在弟弟的尸体旁，痛哭起来。那哭声撕肝裂肺。

　　王欢茹比弟弟年长七岁。弟弟长得很像她。她是个文静的姑娘，秀气的脸庞，高原强悍的风依然没有把它吹皱、吹糙，相反还是那样白皙、明净。瘦弱的身材，虽让人觉得有几分苗条，也让人觉得有几分单薄，像是一茎青海湖畔纤弱的芦苇，禁不住一阵肆虐的风，就会吹折腰身。

　　她哭呵，哭呵。从家里走出，坐上回大通的班车，她还在哭，哭了整整一路。

　　她找到城中区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长明确答复她：“案情性质很显然是故意杀人。”

　　她又曾找到省检察院。一位院长更为明确地答复她：“这个案子还没有判。不过，下面判的不公正，你可以找我们。我们判的不公正，还可以找上面。”

　　她等待着。

　　像杀人起因一样简单，案情并不复杂，审理起来，判决起来，难道还会复杂吗？

　　王欢茹过于善良了。

　　应该提醒王欢茹一句：凶手杨小民的父亲是青海省办公厅的副主任。

　　四

　　1979年12月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判处杨小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完全不顾市、区两级法院秉公执法的正确判决，处以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

　　缓期二年意味着什么，王家父母清楚地懂得。这无异于亮起绿灯。缓期死刑便可以变为无期，无期又可以变有期，有期又可以一缩再缩……法律，在有些人手里是小孩家玩的猴皮筋，可以任他们拉长、缩短。

　　12月14日。王家先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树芳回答：“这事我们不知道，你们去找市里和区里……

　　他们找到市法院。答复：“我们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这你们是知道的……”

　　他们找到区法院。答复：“我们哪儿有那么大的权？……”

　　次日。他们又溜溜跑了一整天。区、市、省，法院、检察院……答复同昨天一样。

　　当天晚上，王欢茹回到家，对爸爸、妈妈说：“谁也不用找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全家人连夜把案情经过详详细细地抄在纸上。第二天清晨，把它们贴在西门口大十字街道的墙上。王欢茹把弟弟的血衣也挂在墙上。这里是西宁市最繁华、热闹的中心，过往行人最多。乾坤朗朗，日月昭昭，让老百姓们去评说吧！

　　呼啦啦！一下子，像涨潮一样涌上来那么些的人。人群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一遍遍询问着，母亲一遍遍哭诉着，一直到嗓子喑哑了，说不出话来了。王欢茹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条凳子，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腾”地跳上凳子，扯起弟弟的血衣，大声向群众们申诉着。在这一刹那，她瘦弱的身躯里注入了神奇的力量。

　　一位身穿黄棉袄的妇女，一直站在人群外面，一直静静地听，一直悄悄地哭。待王欢茹陈情哭诉完后，她忿忿不平地喊道：“太不像话了！旧社会的衙门就朝南开，有理无钱不能来。现在的衙门朝天开，有理无权不能来吗？”

　　人群中炸了营。有人喊道：“有权人家的孩子杀人就可以这样吗？”

　　有人提议：“我们大家给你们凑钱，你们去告状！青海省不管，到北京去告！……”

　　王欢茹感动了。她和她的全家需要的就是这股子正义。弟弟死后，他们家里说客盈门。这些人与杨家有着并不干净的关系，或有求于杨家，或受利于杨家。他们替杨家游说，或愿出几千元将此案私了：“你们说吧，七千？八千？一万？”或以调动工作为诱饵：“可以把王欢茹从大通县调回城里，调到绒毛加工厂多好！把她姐姐调到毛纺厂医务室……”或干脆明火执杖，晓以利害：“人家杨家是大干部，你们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呀！以后，人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让人蹊跷的是，竟连续四天，有一对女人每天到王家“上班”，早八点来，晚六点走，只有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弄得王家连个商量的空儿都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他们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道理：杀人者偿命。

　　连续三天，王欢茹领着母亲来到这里，向人们哭诉着。十二月西宁的街头，寒风凛冽，只见血衣飘飘，哭声阵阵，一缕缕被风撕碎，散落在天空那沉沉的云中……

　　不远处，便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墙之隔。法院关闭了前门，只开后门。人不敢从前门出入……

　　12月19日。她又到省高院。在传达室一填表，见她的名字便不让进。她扬着血衣，二话没说，闯了进去。几天下来，她俨然变成另一个人。她要进去问问清楚。

　　结果：没有结果。

　　五

　　第二年1月2日，王欢茹带着母亲和大弟进京告状了。

　　6月，王欢茹一家三口便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站前已经排了一溜长长的队伍。上告的表格发完了。隔天，王欢茹和母亲起了个大早，六点钟就赶到了接待站。等呵！等呵！等到开门，等到叫号。好不容易叫到她了。她进去说。弟弟的死，她不知说了多少遍。她练出来了。她不怕。不管在什么人面前，不管人们爱听还是不爱听，她都要说，而且，每一次诉说中，都止不住泪痕满面。

　　正在她向接待员倾诉着的时候，一位披着件呢大衣的老头进了屋。他站在一旁静静地听完，把接待员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接待员回来，对王欢茹讲：“刚才来的是我们首长，他让我先对你进行慰问，保重好身体。你先回，我们给你写封信，你去找省高院。”说罢，他立即写下一封信，要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小民案件认真复查，严肃处理。最后，盖上一枚朱红的大印，像跳跃起一朵火苗苗。

　　王欢茹带领着母亲和弟弟连夜兼程，直奔西宁。他们满怀希望找到省高院，一位高高个子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又看看那封信，用纤长的手指轻轻在信纸上一弹，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种信我们一天不知接到多少封！”这便是往返奔波几千里，倾囊而尽九百元，冻坏了手脚，望穿了眼睛而得到的回答！

　　全家人先后找了省高院院长杨树芳一共十一次，都被接待室人员挡驾。最后，母亲独自一人去了，她苦苦哀求，几乎要下跪：“同志，你看我这么大年纪，就让我进去见一见杨院长吧！”

　　院长大人高坐公堂，气宇轩昂，义正辞严：“这个案是我判的，我负责！”

　　“杨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判，你也和我说说清楚呀！”

　　“那好，我对你讲，有五条原因：一，起因是小事；二，案子发生时房子里的事复杂，谁也说不上来；三、你说儿子死在床上，据我们了解不是死在床上的；四，你说儿子被捅了21刀，我们了解是14刀；五、你儿子王强平常表现不好，杨小民表现好……”

　　母亲急了，立即反驳：“是小事，杀人就可以吗？房子的事复杂？那么说，杨小民倒受冤枉了？就是十四刀，难道还少吗？难道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吗？……”

　　院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你不要再讲了！这是我判的，我负责！”

　　王欢茹回到家，听说辛辛苦苦进京一趟是这样的结局，便说：“我去找一趟杨树芳！文化大革命时他倒霉的时候，就下放在我们水泥厂。我认识他。”

　　凭着以往的患难之情，王欢茹找到杨树芳。落难之际，杨树芳曾受到水泥厂工人们的保护。谁知现在一阔脸就变，他假装不认识王欢茹，翘着腿，翻着文件，连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杨树芳，你别装不认识我！你倒霉的时候还不如我呢！人民相信你，才让你现在当法院的院长！你不要这么神气！”

　　气坏了！王欢茹冲杨树芳嚷嚷一通之后，出够了气。跑了出来。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止不住哭。

　　与此同时，污水和威胁正向她和全家袭来。她家的人死了。罪人反倒成了自己。

　　最甚不过的是，有一个自称姓刘的人跑到家里，把王欢茹叫出屋，挟胁道：“你听着！你弟弟死了，也不能活了。你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彼此以后也有个照应。你把眼光要往远里看，别再告了！”

　　别再告了？既然告了，就破釜沉舟，豁出个鱼死网破！她和全家人连着给全国各大报纸、各大司法机关发出的告状的挂号信就有一百余封，平信就更不计其数。告！告杨家！

　　父亲只好提前退休了。拿了二千元的退休费。还清了第一次进京告状借的九百元钱，其余的全部交给王欢茹。王欢茹带着这一笔沾有父亲体温的血汗钱，领着母亲，第二次进京！

　　六

　　五十多天过去了。一千多元打了水漂儿。这次告状还不如第一次收效大。王欢茹曾十几次到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你们说的话，发的信也不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谁能告诉她？

　　她坐上西去的列车，怏怏归回她的工作单位，她哪里会料到，另一个意外的打击正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呢。

　　丈夫离去了。家里的东西，除了剩下一张单人床的空床板和两把凳子以外，全部搬得空空如也。就连她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件。房间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一时觉得头晕目眩。

　　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婚后，逐渐产生了矛盾和摩擦。王欢茹自弟弟死后，与丈夫的裂痕加深了。老公公与法院院长杨树芳是老关系，起初好言相劝：“欢茹呀，你不要再到处乱告了，人家是当官的。”王欢茹没有听，丈夫不大满意。以后，当王欢茹站在大十字中心，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众人陈情哭诉时，丈夫的不满加重了：“你一个人在大十字张牙舞爪，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再以后，王欢茹第一次进京告状回来，没有得到丈夫的一点儿安慰，相反却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半年多，他没有回家，把王欢茹和才三岁的女儿孤零零地抛在家中，独守空房，面对孤灯冷壁，与高原上刮来的干燥的寒风厮守相伴。

　　一切，应该有个预料。可是，王欢茹没有往这样的坏处想。连自己的丈夫都可以和自己同床异梦，她还能相信谁呢？屋里，都搬空了，连墙上的画都摘掉了。甚至连铺在窗台上的瓷砖，一块块都被取了下来，一块块摔碎在地上。王欢茹的心也碎了。

　　孩子，他不要，她要。抚养费，她一分不要。她只领到了一次性的补助损失费五十元，一分钱没剩，给小女儿买了两套衣服。刚结婚时，她曾向他家借了二百元买了辆风凰牌自行车。她攒齐了钱，抱着孩子去了他家一趟，把这二百元钱还给他。一切旧账便了结了。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却也像失去了羁绊，浑身轻松了。她不会退却。她还要告！为了弟弟！为了正义！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

　　七

　　当一个人把生死与荣辱都置之度外，弱小的心便会激起巨大的力量！凡是省里召开任何大的会议，或是中央来了任何首长，王欢茹都要带领全家去胜利公园，找他们告状。

　　胜利公园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了王欢茹，都格外同情她，也佩服她。只要是有会议召开，服务员都为她开放绿灯，让她进去，并且告诉她各代表团住在哪个房间。她便先进去观察一遍，认清房间，摸准时间，然后带领全家破门而入，不管人家是否正在开会，开会更好！她和年迈的父母，和姐姐，和大弟，“扑通”，全都跪在各位代表面前。她再把打印好的材料发给大家。最后，由她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代表们控诉弟弟被害经过。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屈膝，心里的滋味是难以言说的。看着年龄比自己大三十岁的父母也给这么多人下跪，她心里更是如火焚烧。她想哭，又竭力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滚落出来。

　　代表们无不义愤填膺。一个青春正茂的弱女子，若不是走投无路、哭诉无门，怎么会带领全家人跑到这里跪告呼冤？但有一分天理良心的人，都感动了。

　　在这期间，王欢茹一家又一连进京告了两次状。前后四次，车费、房费，北京东西又奇贵，前后已经花了近八千元。卖掉了一辆凤凰车，两块准备给弟弟娶亲用的英纳格手表，还有一台星球牌收录机和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家里家外，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该变卖的，都送进了委托商店。父亲因此事患了胆囊炎和高血压，母亲得心绞痛。王欢茹一家为了告状，真真是闹得家破人亡。立在北京新华门前，她真想冲着飞驰的小轿车奔过去，给他们跪下来，拦车告个御状。细想想，她压下了心头的火。她告诫自己要冷静。这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影子再黑再大，阳光一出来了，就会没有了。

　　就在王欢茹和她的全家呼天抢地耗费精力与财力四处告状期间，她告的对手凶手杨小民，这个没学过一天医的人，竟穿起白大褂，在监狱里大摇大摆地当上大夫。而他家竟派小车几次把他从狱中接回家中去住。仿佛是为了嘉奖，他的父亲杨国英却连升三级工资，连提两级职务：一下子从省办公厅副主任升为正主任，继而又荣任省委副秘书长。

　　八

　　从什么时候，也许，从那个时候，1983年，全家进京第四次告状之后？……

　　在西宁的街头，王欢茹意外碰见了市武术队的一位教练员。十几年前，王欢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是市体委业余体校的小乒乓球队队员。到体委训练时，她常常见到他，他比自己大十岁，那时候，她管他叫叔叔。

　　“欢茹，听说你弟弟被害了。我以前见过你弟弟，真太惨了！”

　　伫立在街头，风柔和阳光柔和。教练员同情地说，话也分外柔和。想尽力安慰她。他们两人闲谈起来。几乎是无意之中，教练员问起她：“你家里现在好吧？”

　　“家？”王欢茹叹了口气，“我已经离婚了，带着个小女儿。”

　　教练员也感叹一声：“哟！我也离婚了！”

　　他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十五，一个十三。王欢茹望了一眼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的目光流露出深深的悲哀与同情。

　　同情的心和同样的命运，有时是一面斜坡，能使感情急剧下滑。

　　他们结婚了。

　　第二年，1984年8月，王欢茹第五次进京告状，他和她一起上路了。身旁多了一个会武术的男人，壮了她的胆，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为她遮下浓密的树荫。她借了二百元，他借了二百四十元，两人又带上这个月刚刚发下来的工资。小女儿，她把她放在父母那里。两个男孩子，他托付给运动员替他照料。有着心心相印的感情，告状再苦，也有了甜味。

　　连续十天，白天到处找，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检察院，找中纪委……像上紧发条的钟，在不停地奔波。真是太累了！太累了！晚上，他对她说“今天，我陪你到景山公园坐坐，松弛一下！”他们去了。八月的星空下晚风送来醉人的花香和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起来，化作温馨而湿润的氤氲，在他们四周弥漫着。呵，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这样美好！为非作歹的人，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九

　　1984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发现了这桩案情。这里，应该指出，在王欢茹一家人背后，有无数正义的人在做他们坚强的后盾。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的记者便是这其中的几员力将，为他们写了报告。尤其应该指出的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记者陈宗立同志，从1980年起，顶着种种压力，仗义执言，曾连续三次向中央写下报告，为王家呼冤呜屈。胡耀邦为此有十六个字的重要批示，一针见血，封建主义，家族关系，官官相护，徇情枉法。中央派出调查组前往青海。结果，有如秋风扫落叶，原省委一再鼓吹的此案没有官官相护、徇情枉法的论调，不战自溃。

　　王欢茹，茹苦含辛，你的状终于没有白告！

　　1985年7月31日，在西宁火车站前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场把凶手杨小民绑赴刑场，立即处决。当刑车从人群中驰过的时候，王欢茹怎么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她任其流淌，并燃放起一挂鞭炮。当鞭炮噼噼啪啪炸响之后，人群中又响起许多挂鞭炮。那是众人难以压抑的心声！王欢茹回过头寻找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这篇报告文学，只记录了王欢茹五年多告状始末。至于这桩案子背后种种徇情枉法、官官相护，现正在调查中。在这里，我只想告诉那些人：人民，并不是一面可以任意摆布的旗子，用的话就把它挂起来，不用了，就把它卷起来。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