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没能熬到８０岁。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高低去到我的家乡，到她的坟前坐了坐。

　　我已是６０余岁之人，兼之有些虚名，大半生中参加过的追悼会和为死者写的悼词数不胜数。按照通例，我本来无须去缅怀这位草芥似的农妇，但我偏偏做不到。

　　６０年前，我五六岁。那时的乡俗是：姑娘出嫁当日，夫家花轿去女家迎娶时，花轿不能是空的，也就是说，派花轿去女方家时，花轿之内必须有个儿童坐在其中，名之为“压轿”。回轿时，新娘身边也必须是原来的儿童陪坐。

　　那天，我有此幸运，承担了“压轿”的任务。

　　新娘坐在花轿内，除了用红纱蒙头之外，一般不允许说话。五六岁的我，一是出于好奇，二是出于寂寞，静坐十余里对我来说也是难熬的。

　　于是我就不老实了。有时向新娘低声问这问那，她不语。有时索性扯扯她的袖口，或是低头摸摸她的鞋，看是否裹小脚。摸的结果是：她未缠足。就在这时，她烦了，狠狠地拧了我的屁股一下，低声骂道：“你是猴！回头等我收拾你！”

　　看来，她不是那种蔫女人。

　　一直到她结了婚多日，见了我时还追着我用手拧我的屁股。拧过之后，往往又随手塞给我一把枣子或花生，佯作生气地说：“堵堵你的嘴！你的话太多！贫嘴鸹舌的！”

　　我能感受到她喜欢我。我本来应该叫她二嫂，但她说：“叫嫂子远，叫姐姐近！以后叫二姐！”

　　二姐的模样一般，个子虽然小，但力气大得出奇。到地里割草装筐时，或用柳筐往家里运庄稼的秸秆时，她的身后像是驮着一座小山！她待人是温和的，而一旦发起脾气来，也令人生畏。她的丈夫也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对媳妇时时摆摆架子，偶尔还打几下。有一次，两口子睡觉之前，这男人骂骂咧咧不休，她忍无可忍，一脚将丈夫踢到炕下足有七八尺远。男人服了。

　　二姐还有一个特殊的出色处，就是声音的高度、响度、传播度都无人能比。她的儿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去玩，二姐站在房上叫儿子回家吃饭，那声音足能传到三五个村子远，而且，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噪音感，很好听。二姐也喜欢骂人，骂人的话也一大串。难能可贵的是，她用来骂人的话近于打油诗。有一次她家丢了鸡，只见她一边剁猪菜一边依据挥刀的节拍骂道：“好你个偷鸡贼，我知道你是谁！偷了我的鸡，三天变乌龟！吃了我的鸡，烂肠又烂肺！下雨出了门，保准撞上雷……”

　　我认为她是天才，如果能认几个字一定会成为“工农兵诗人”。若能学唱歌，后来也很可能成为歌星。

　　不过她最可贵的是：在“文革”中搞大批判式的“赛诗会”时，多少人请她上台带领喊口号或喊几句顺口溜，她都脸红，说：“别让我造孽……”

　　当时，我由于忍受不了造反派对我的折磨，逃回了家。但单位的造反派们便以“内查外调”为名来到我村的“大队革委会”。这消息被二姐的那个造反派儿子知道了，自以为很光荣地接受了“革命任务”，要将我揪到“大队革委会”进行批判。二姐闻讯，抢先跑到我家，发抖般地低声说：“大兄弟呀，快跑吧！到我娘家侄子那里躲一躲。我侄子是哑巴……”

　　她儿子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带了人到火车站抓我。这一回，二姐又一次站在房上呼叫儿子了。不过，这次她不是叫儿子回家吃饭，而是指着小名喊：“你给我回来！你要干缺德事，我立马跳井！我要是做不到，我管你叫爷爷了！”

　　他儿子虽然愚但却是孝子，高低还是回了家。

　　几十年过去了，二姐早就做了奶奶、姥姥。我偶尔回老家，一定要看看二姐。连我都老了，她能不老吗？再无骂人的力气，也没有那种既高亢又悦耳的声音。她的一个外孙女早已是城市人，梦想之一是当歌星。由于听到过姥姥年轻时的某些传闻，自认为有“高音歌唱家”的遗传基因，这姑娘还给我唱了一次。二姐由于是文盲，自然要把外孙女夸个够。但在我心里，却没有什么好感。

　　一次回乡，得知二姐的另一个外孙女，在城里某民政局当干部。她的前任丈夫是普通军人，由于合不来，俩人便离婚了。这次见到我，有让我为她觅偶之意。只是她条件过奢，我只是虚应而已。二姐在一旁，脸阴沉沉的。

　　我也离村走了。就在我向火车站走去时，我看到白发苍苍的二姐在风中呆立。我感到她在等我。我走了过去，她却只是面有羞意地什么话也不说。我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也只能走了。

　　猛地，听到二姐那虽然衰老但毕竟与众不同、颇有力度的声音：“大兄弟！二外孙女的事，千万别插手！她嫌贫爱富！已经坑了一个好小伙子！再不能帮她坑第二个了！要帮，就帮她学好！做正经人……”

　　二姐死了，但她６０年前和６０年后的声音，永远在我心中、梦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