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23日4时40分，由银川飞往北京的西北航空公司2119航班，在起飞飞行高空不足100米时，坠入机场跑道尽头的芦苇湖中。机上的10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只有40人生还！本故事的主人公王嘉鹏和他的父亲，就在这趟航班上。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是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我生命中最为黑暗、最为恐怖、最为疼痛的一天。
那时，我才12岁，是宁夏银川市第十八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我是怀着童年美丽的梦登上飞机的，然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机舱外的景色，甚至身子还没坐稳，我的梦就从高高的云端里摔下来，支离破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着飞机巨大的冲击力向前推去，头重重地撞在前排的靠背上，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又一声金属断裂的巨响，我的腰像一根筷子，被折成了两截，没有了感觉，耳朵也什么都听不见了，只知道自己沉入到了混杂着燃油味的泥水中。
死亡的恐惧一下子包围了我，我不由自主地沿着一个黑洞下沉。我知道，那是通向地狱的大门，是一条通向死亡的通道。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爸爸妈妈了！我一边拼命地在一片泥水中解着系得很紧的安全带，一边拼命地往上蹿，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求生的本能和要见爸爸妈妈的愿望，使得我拼尽全力解开了安全带。我的身体开始往上漂浮。而那个黑洞，依然像一个装满磁铁的怪物，张大嘴巴使劲吸我。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在混浊的泥水中看见了一束光亮，像妈妈慈爱的笑脸，照耀着我生还的路。
我努力睁开被血水和泥水蒙住的双眼，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湖面上漂满了汽油、残肢、尸体和各种杂物，像一场海上大战后的废墟。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孤独，突然想起了与我一块坐在飞机上的爸爸，便拼命地呼喊爸爸，我知道我的声音微弱得只有自己听得见，可是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我看见爸爸正站在漫及胸部的泥水中叫我！我喜极而泣！在这生死的边缘，我看到爸爸正艰难地向我这边挪动。爸爸一边挪着，一边喊：“别怕，儿子！爸爸来了！”是的，爸爸来了，那是一座山来了，那是一条船来了，那是一种坚实的爱来了！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院诊断结果我是头皮裂伤并脑挫裂伤，腰椎爆裂骨折并双下肢截瘫，脾脏及左肾挫裂伤，肠管及膀胱挫伤。我爸爸是双耳膜穿孔、脑震荡、腰椎压缩性骨折、肋骨和耻骨等多处受伤。我和爸爸都是重伤，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我和爸爸出事时，我妈妈还在深圳。妈妈是湖南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才生、宁夏画院的专职画家。
我一直昏迷不醒，醒后又疼得死去活来，那种疼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所能比喻的，是任何一个形容词都描述不出来的。我刻骨铭心地痛，又翻江倒海地吐，吐出的全是带着陈腐草渣的泥水，泥水里面还夹杂着大量的汽油。吐完了我又昏睡，昏睡中又做噩梦，说着胡话。噩梦里还是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是一张飞机残骸的大嘴，是一只张牙舞爪的来抓我的巨手。我一边狂奔一边高喊：妈妈救我，妈妈救我！醒来，我就不敢睡了，我怕回到那可怕的噩梦里，怕这一睡就醒不来，就见不到我的妈妈了。妈妈，你怎么还不来？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见到我的儿子嘉鹏和我丈夫时，已经是事故后的第四天了。
我的奄奄一息的儿子惨不忍睹。全身上下缠满了绷带，小脸没有一丝血色，黄得透高，头部尽管包扎着，可还有泥巴。轻轻一捋额头，就会带出块皮肉，露出一片白森森的头盖骨。我抱着我的儿子，哭得死去活来。
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呢？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怎么突然间就成了这个样子呢？天为什么一下子就塌了下来呢？！
哭归哭，悲归悲，天塌，我不能塌。我的丈夫需要我，我的儿子需要我，我只能咬着牙含着泪泣着血，把这破碎的天空重新撑起。我被命运逼进了死角，我没有退路了。
每天，医生都拿着长长的银针，从儿子的胸部开始一点点地向下扎，边扎边问儿子疼不疼。儿子的腹部翻江倒海地疼，膝盖以下却没有任何知觉。这就意味着我的儿子将会失去双腿，意味着我的儿子将失去他的阳光、花朵、天空、大地，失去他美好的人生之路！
儿子的腹部肿胀得像一面锃亮的牛皮鼓，疼得他每天像狼一样嚎，整个医院日夜听得到他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别说我这个当母亲的，就连医生和其他病都为他揪心，为他心疼得掉泪。他们每天都担心我儿子熬不过今天或者今晚……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那段时间里，我什么记忆都消失了，留下的就是痛！我眼睛一阵阵发黑，头一阵阵发晕，不是天旋就是地转。剧烈的头疼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袭击着我、像无数冰冷的钢针乱扎，像无数犀利的钢刀狠刮。我问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妈妈说：“儿子，你命大，你看飞机都摔碎了摔死了，我儿子还活着，我儿子比飞机还厉害比钢铁还硬！”我一听笑了，年少天真的我，从妈妈的鼓励中看到生命的希望……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孩子只知道疼，他不知道他的腹部在大量出血，不知道他的脾脏膜已经破裂，不做手术就会有生命危险，可问题是孩子伤势太重，手术同样会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生死攸关、进退两难时，我的儿子居然奇迹般地扛过来了，他的腹部在肿胀了5天后奇迹般地消下去了。当医生掀开被单，惊喜地大喊了起来：“小伙子，好样的，这一关你闯过来了！看来血止住了，真是奇迹！奇迹！”
虽然扛过来了，可儿子依然笼罩在死亡的恐惧和阴影里。空难的沉重打击，使孩子的思维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要不停地自言自语空难的过程，边讲边流汗，边讲边本能地往外躲。
他说一次我哭一次。无论我怎么岔开话题，他还是依然如故地不断重复。我没有办法，只能任那血腥的恐怖一次次地摧残我的儿子，一次次地揉碎我的心。
如果说在飞机掉下的那一刻幸免于难是渡过了第一道鬼门关，那止住腹部出血是渡过了第二道鬼门关，接着就该与儿子一道过第三道鬼门关——做腰椎手术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手术单上的每一条危险性都危及着我儿子弱小的生命。例如患者做脊背手术必须趴着，万一儿子脾脏再破裂，医生连把他翻过身来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都为孩子的手术和命运心急如焚，他却单纯得很。临近手术室时，他还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妈妈，我都快饿死了，你给我买个大蛋糕，我一出手术室就吃！”
这个手术叫压缩棒内固定术，也就是用一个金属棒把儿子腰部骨折的部位固定起来。手术还算成功，从手术室推出来的儿子，脸色纸一样苍白，白色床单裹着的简直就像小尸体，身上吊着的许多管子，就像许多条蛇，缠着儿子，吞噬我的心。
手术清醒后的儿子，想着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拆线，什么时候可以走路——他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就是为了拆线走路的那天。
可是，谎言再美丽总是要破的。当拆线那天终于来临时，我不知道该向儿子怎么说。儿子兴奋得一个晚上睡不着，滔滔不绝地给我说他梦见自己能跑了，能跳了。他不知道我们早已悄悄地给他准备了一张崭新的轮椅，一张禁锢他的身心和灵魂、折断他翅膀和理想的轮椅！
儿子的笑声，像关在牢笼里终于放飞的鸽子。一系完鞋带，他就想站起来走路，可是他怎么用力，就是动弹不了。好不容易把上身吃力地支起来了，腿却死了一般，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都动不了。惊恐的眼神，刹那间出现。他忽然惊恐地叫了起来：“妈妈，我在走，可为什么不动？我在走，为什么不动？是不是以后都这样啊？妈妈？妈妈？妈妈！”
孩子的哭声，像一千把刀割在我的心上。孩子的梦一下子灭了，我的心也彻底地碎了，凉了。他才12岁，他还是一朵花啊，还没开放就谢了。孩子，妈该怎么办啊！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那轮椅是新的，我的心却长满了铁锈。我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同学中最棒的领头羊，我属于蓝天大海，属于自由自在，属于鲜活的灵魂和生命！我不属于轮椅和残——疾——
屋漏偏遭连阴雨，我还来不及回过神来细细体味我童年的快乐和幸福时，又一场死亡悄然降临。
那天早晨，妈妈给我喂了一点点稀饭，我的腹部又忽然剧烈地绞痛，就像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在我的腹腔里使劲地拧！我疼得又像狼一样怪叫起来。在那段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我真的成了一只困兽犹斗的狼，整个病房大楼几乎每天都听得到尖利的狼嚎声。
医生说，因为腹腔里的血不可能完全抽尽，导致了粘连性肠梗阻。又因为长期排不出大便，肠梗阻就加剧了我的剧痛。医生说人生四大痛：母亲分娩、肠梗阻、尿结石和大手术后的刀口痛。除了母亲分娩，其他三大痛，我都刻骨铭心地经历了。
此刻我的后背还有一个一尺长的大刀口，大手术的伤口还没愈合，大手术的伤痛还在继续，可恶的肠梗阻就向我扑来了。我疼得只想打滚，可我全身吊满了瓶子，我只能流着泪咬着牙，在那里嚎，嚎，狼一样嚎！我死命地咬毛巾、咬书本，咬出血了，还是止不住我那飘荡在医院的凄厉的狼嚎声。我没有办法，受不了，只有一次一次地哀求医生和妈妈给我打止痛针。医生给我说过，止痛针打多了不行，会使大脑变得痴呆迟钝，所以在刚刚住进医院与死神搏斗时，我咬着牙忍着痛，没怎么要医生打止痛针，但这次，我实在受不了啦，我宁愿痴呆迟钝，也不愿这么痛！我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挨这个痛！妈妈看着我被疼痛扭曲得变形的脸，心都哭出血了，妈妈一次一次地哀求生说，求求你给孩子打止痛针吧，他变成傻子呆子，我侍候他一辈子，只要他不这么痛！
医生没有同意我和妈妈的请求，而是给妈妈讲了一种有可能减轻疼痛的办法。医生在我的肚皮上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儿，从上往下三十六下，从下往上三十六下，从左向右三十六下，从右向左三十六下……就这样顺序不能乱，不能停，一直到疼痛减轻为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试试看吧。”
妈妈如获至宝，每天没日没夜地给我轻轻地捏揉。小姨说，这有什么科学道理？人家医生看你救儿心切哄你的。妈妈说，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要做千百倍的努力。他像一台按摩仪，一坐下来，就在我的肚皮上机械地数着数儿捏揉。
妈妈在用她深切的爱，为我上着生命的发条！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儿子那么疼痛，我却束手无策，精神几乎崩溃了。为了减轻儿子的痛，我和儿子的姥姥打听到一个叫董平的老中医能治疗肠梗阻时，我连夜敲开了老人家的大门。老人家年事已高，已多年不出诊，但听了我的讲述后，动情地说：“我得去看看，我要救救这个孩子！”
当我们搀扶着他走进病房时，看着孩子那么顽强地忍受了那么大痛苦，他有些哽咽了，他慈祥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说：“不简单，孩子！爷爷一定救你！”
谁都想不到，他给孩子开的偏方是豆油！
买了豆油，我就给孩子喂。可怜的孩子疼得根本起不了身，我就捏着孩子的鼻子，扳开嘴，用勺子一勺一勺地灌。我一勺一勺的灌，儿子恶心得一口一口吐。我就这么全天候地灌，儿子就这么全天候地吐，我灌得腰酸腿疼，他吐得筋疲力尽。整整20天，灌了5斤油，肠梗阻终于逃离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不再肠梗阻后，我的尿路又感染，不能自行排尿了。像一台从天上摔下来的机器，我的每个部件都几乎摔坏了，所以这个零件还没修好，那个零件又出毛病了。泌尿系统感染，是脊髓损伤病人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医生建议做外漏手术，以保住我的性命。
外漏手术，就是在腹部开一个口子，插进导尿管专门用来排尿，那意味着我的一生将永远挂着一个尿袋子。我当时不知道这外漏手术的严重性，妈妈却急死了，她根本无法想象我一生挂着一个尿袋子生活。我还只有12岁，妈妈不能让我未来的路是一条挂着尿袋、尿迹斑斑的路！
她在万般无奈中想到了转院，她要把我转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属北京博爱医院去。叶乔波、桑兰等体育功臣，都是在这里得到治疗而康复的。
但是航空公司不同意转院。理由是脊髓损伤是世界医学没有攻克的课题，无论哪儿治疗都是一个结果——瘫痪！如果实在要转，那么公司只解决我的医疗费，我父亲必须出院！
这是一个没有道义的条约！因为我父亲还没有康复，我父亲还在住院！可是，为了儿子，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院！在空难的那一刻，我父亲拼死把我救了出来；在我生与死的关头，父亲又把生的希望给了我。要知道，我父亲也是遍体鳞伤，也是生命垂危啊！
到北京博爱医院后，我想，我小小的年纪，不能撒不出尿，我生命的流水不能变成一潭死水。我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学会撒尿！
这是谁也帮不了的，只有靠自己。我每天喝大量的水，一杯杯，一碗碗，喝得大汗淋漓，憋得肚子滚圆。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庆那天，我的尿终于潺潺流出了。
可我高兴得太早了，没几天，可怕的尿结石来了！整整一个月，尿结石像一个疯狂的野兽和魔鬼，把我和母亲折磨得痛不欲生。那痛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凶猛那么长久，疼得我不知自己在地狱还是在人间。一颗食指尖大的结石卡在尿道口，那是怎样一种痛！那段日子，我的妈妈和小姨，听不得尿字，一听就毛骨悚然。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想活了，想死。死了就没这么多痛了。可是，看着妈妈为我所受的罪，我忍了。于是，我只能与病魔争斗！当那颗棱状的、食指尖大的结石终于掉进盆里时，我妈妈惊喜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把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还放在嘴里咬了一下，激动的泪水从妈妈的脸上滚滚长流。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从炼狱里过来的儿子终于不疼了。当那颗最大的结石从她尿道里滚出来时，他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只有二十几公斤了，他的小腰居然没有医生的手大！一个12岁的孩子，只有二十几公斤，那是什么？那是一只小狗小猫啊！
为了保持儿子身上干干净净，防止儿子因长时间卧床而皮肤感染长褥疮，我每天都要给儿子换洗衣服和床单，每天都要给儿子仔细检查一次皮肤、擦洗一次皮肤，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然后就不停地给儿子做腿部按摩。我儿子是最苦难的，但是最干净的，我要让儿子知道，他有一个世界上最疼他的妈妈！
以前，我只懂绘画，我只会在我画的王国里给世界以美丽的颜色，给生活以灿烂的笑脸。而今，当残酷的现实把我的生活和世界变得如此苍白而沉重、疲惫而艰辛时，我必须像一个学生，再学许多。空难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身体，而且是一个孩子的一生，是跟这个孩子命运相连的一个母亲的一生、一个家庭的一生。
是的，正如儿子说的，我在这场空难中瘦了、老了。但我没有垮，我不能垮！我是孩子的天、孩子的地，我必须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找回孩子残缺的世界，托起孩子美丽的天空。
生理上的残疾固然可怕，但心里上的残疾更使人担忧。生理上的残疾，表现的往往是软弱和自卑；而心理上的残疾，表现的往往是敌意和自暴自弃。
我和我的儿子虽然没有在心理上出现过那么明显的残疾，但我们都曾经那么自欺欺人地不敢正视残疾。我的儿子更是接受不了那残酷的现实。他开始是拒绝坐轮椅，后来是拒绝坐着轮椅出去。他把医院当成了他的遮羞布和避风港。
好长一段时间，他就卧在床上，脸朝门外，看人来人往的脚步。他什么都不羡慕，就羡慕人家能走。或者就两眼空空地望着虚空，沉重地叹息，那是与他年纪极不相符的叹息。
我们给儿子进行的是一种恢复肌肉和神经自身功能的强化训练，医学上简称PT训练。我们每天都把他推进PT室，按住他已经死去的双腿做仰卧起坐，或者抬起他的双腿做劈腿叉腿等训练。有时，我们把他放进游泳池，让他扶着栏杆，练习游泳，锻炼腿部的肌力。每次都把他整得泪水汗水湿成一片。
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便愤怒地罢练。我试图给他讲道理，还没开口，他就反唇相讥了：“你是正常人，你怎么知道我的痛苦？如果你12岁，你还不如我呢！”
我的心痛进了骨髓。这可不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自小就是懂文明礼貌的儿子，是勤奋好学的儿子，是品学兼优的儿子，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我感到了残疾的可怕！他不是拒绝训练，而是拒绝现实！
我不能气馁，我必须用母爱的灯光为他照亮未来的路，必须用正确的人生坐标为他拨正方向！
我买来了许多心理学书籍，钻研心理学。我必须找到一把金色的钥匙，用一颗母亲的心打开已经残缺了的儿子的心。
我买来了许多名人传记，特别是那些身残志坚者的传记。我要以一种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的意志，以一种精神的食粮来哺育他的人生。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感动我的当然有那些功成名就的伟人们，但真正触动我灵魂的却是我的妈妈。特别是当我知道妈妈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被歹徒抢劫时，我一夜间长大了。
由于医院不准陪床，妈妈在外面租了一间简陋的地下室。每天晚上12点回去，早上四五点钟到医院，风雨无阻。那天，妈妈给我料理完一切后，像往常一样回去，黑暗里突然冲出来3个人，勒住妈妈的脖子抢劫。妈妈当时想，我儿子还躺在医院，我们已经一贫如洗，什么都没了，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还抢我，要遭天杀的！于是妈妈拼尽全身的力气和一生的愤怒大喊一声：“拿去吧！你们都拿去吧！”声音大得把妈妈自己的右耳膜震破了，聋了，那几个歹徒也被吓跑了。吓坏了的妈妈，躲在屋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当我几天后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妈妈为我受苦受累不算，还被人打劫，要是妈妈被歹徒捅一刀怎么办？要是妈妈被歹徒捅成了残疾甚至致死怎么办？妈妈拼死拼活地劳累、奔波，是为了谁？而我居然还……我对得起谁呢？我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什么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妈妈啊！
从此，我不准妈妈陪我到深夜。我开始学习自己照顾自己，训练也非常刻苦自觉了。
康复锻炼是一项艰苦的事情，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消耗巨大的体力。那呀，真叫苦，真叫痛！
有一整年时间，我一直躺在床上练垫上运动。腿从毫无知觉地被医生扶着抬起，到自己一点一点地抬，最后居然达到了90度！我只有坚持到腿能抬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迈”出步子！
晚上我就练站。我先扶着轮椅“站”，然后让妈妈的膝盖顶着我的膝盖“站”。像没有了骨头一样，我根本站不起来！一丁点都站不起来！腿没知觉，腰却疼得我天天哭。怕妈妈伤心，我不敢哭出声，就让泪那么无声地流，无声地淌。妈妈则心疼地躲到厕所偷偷流泪。终于可以站1秒钟了、站3秒钟了、站5秒钟了，最后能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了……是的，我不同你们，我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我能站一秒就是胜利！
能站是不够的。其实那是什么走，是妈妈和小白哥架着我在步行器上拖着“走”。一拖就是两年，我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婴儿，摔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那天当我扶着墙站起来，居然晃悠悠地往前蹭了一步！蹭了一步！我妈妈激动地跑过来，抱着我喜极而泣！这是空难两年后，我迈出的第一步！我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真正恢复了自信，真正看到了光明，真正唤醒了在我心中几乎死去的理想、青春和激情。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儿子慢慢地变得乐观了，他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长征，每次训练开始时，他就叫：“妈妈，出发了，继续长征！”
大家都笑了，问：“小家伙，还有多少公里？”
嘉鹏说：“不多，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里。”
在这5年里，我儿子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与生死。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生与死后，他也慢慢地明白了活着的可贵，懂得了生命的重要。他学会了珍惜生命珍惜自己，学会了改变命运改变自己。
别看我儿子现在这么聪明，可当初那场空难，让他不仅变成了高度残疾，还差点变成了傻子！
我们刚转院到博爱医院时，我儿子的大脑也因出血严重而造成了交通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跟脊椎损伤一样，也是目前还没有攻克的顽症，它的严重后果，一是智商大幅降低，二是导致更严重的残疾。
那时，我儿子把儿时的记忆全忘了。
为了给儿子恢复记忆，我和医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想到的是教他背英语单词。一个记住了，两个记住了，慢慢地很多单词都记住了。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是高才生，都会英语，他们就成了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天都用英语跟孩子对话。孩子的兴趣也空前高涨，他把学英语当成了与脑积水斗争的最好武器和最大乐趣。
孩子真的是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去了。他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找回了信心，找回了人生的坐标和尊严。
就这样，他在5年里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熟练地掌握了电脑，并能十分流利地与外宾对话！
成功是为那些矢志为学的苦孩子准备的，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1997年，也就是嘉鹏空难后的第4年，他被北京市残疾人篮球队和游泳队双双看中。凭着对水的特殊感情，嘉鹏选择了游泳队。他由一个大小便失禁3年的截瘫患者，成了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1998年，他以全世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世界红十字协会主办的、闻名世界的大学，只在86个国家招生，一个国家只招一人！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考上挪威世界联合学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97年初，挪威的松娅王后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参观了博爱医院后，她表示，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事业培养一名人才，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英语达到中级、会电脑、生活能自理的残疾学生，当时所有的医务人员和病友都鼓励说：“嘉鹏，努力啊，这个机会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
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和其他三位脱颖而出。4人中，我年纪最小，伤残最重。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不知为什么，我那几天感觉特别好，我极为自信地说：“妈妈，看我的！”
知道吗？我是被考官们簇拥着送出考场的。我当时就对妈妈说：“妈，就是你儿子了！”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1998年8月24日，跟我朝夕相处了17年的儿子，终于要远行挪威了。我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儿子终于有了自己那片美丽的世界和天空了，忧的是他一个人在那儿怎么生活？尽管他已经可以完全自理了，但母爱总是有点杞人忧天的。
儿子什么要求也没提，只要求全家拍几张照片，要求到博爱医院跟那些病友和医生辞行。
儿子的行囊里，他最舍不得的就是我这几年写给他的信。没想到，作为一个母亲，我这些年给他写下的这些点点滴滴，竟成了他带往异国他乡的一笔财富。他说，妈，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我的儿子，我含着笑和泪，把他送上舷梯。
再见了，我的儿子！再见了，我的宝贝！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到了挪威我才知道，我的那点外语水平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物理、数学、世界文学等课程，不仅完全用英语授课，还有大量的专业术语。我力不从心。由于脑挫伤和3次大的麻醉手术，我的记忆力明显低于其他同学。但我不气馁，我是这个学院在中国招的第一个学生，我代表着我的国家和祖国人民，我不能给我的国家和人民丢脸！
我穷尽了一切时间和办法强记单词。在床的周围和起居室、卫生间的墙壁上，我都贴满了单词。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室友奇怪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老半天说：“Mark Wang（我的英文名），你的眼睛这么小，怎么看得清这么密密麻麻的单词？”图书馆、资料室，更是我频繁出入的地方。几年里，我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图书馆，最后一个出图书馆，所以同学们送了我一个绰号“Superman（超人）”。
通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我完全适应了英语环境，听懂了老师讲的课程。我的作业和论文也是全班最好的。
我之所以要这么努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进学院的第一天，就没有看到我们祖国的国旗。因为以前世界联合学院只招80个国家的学生，只有80根旗杆，中国是第86个招生国，我是代表占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的，我必须用我的成绩让我们中国的国旗飘扬在世界联合学院。
当我的心血和成绩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肯定后，我走进了院长办公室。我说：“尊敬的院长先生，我是代表占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这里学习的，可学院没有一面我们国家的国旗挂在这里，我请求学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院长非常重视，很快就为我订制了一面中国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就高高飘扬在学院的上空了。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亲爱的儿子不但在学院升起了中国国旗，在挪威的雪山上也升起了两面中国国旗，那是他参加第36届Ridderennet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时，获得了两块金牌！
当挪威国家电视台的记者把电话打进我家，让我跟儿子通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当电话那头传来儿子激动而真切的声音时，我惊喜得涕泪长流。儿子说：“妈妈，我夺得了两枚滑雪金牌。赛场上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我为祖国升的，更是为妈妈升起的！”
就这样，除了飞机掉下来，我和儿子没有接住外，其他的，我们都扛住了。我很高兴，我的儿子在巨大的苦难面前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康复身体，二是回归社会，三是创造了价值。如今我的儿子已经考取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忙学业的同时，他也投身到了为残疾人服务的事业中。他是残疾人，他了解残疾人的苦、残疾人的痛，他说他要尽最大的努力，让跟他一样命运的人都能快乐，都能幸福，都能在苦难而平凡的人生中，有动人的歌声。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说到这里，我和我母亲的故事该结束了。我真心祝愿我们这个世界不要有苦难，不要有天灾，不要有战争，因为苦难、灾害，战争的背后，都是血，都是泪，都是痛，都是恨。但是当这些突然降临时，我们选择的不能是妥协，不能是逃避，不能是投降，我们只能在生与死的边缘，选择勇敢，选择坚强，选择抗争！
现在，在遥远的挪威，我把一首歌唱给妈妈和所有的残疾人朋友：
在我生命中，曾有许多梦，但一切已太迟，伤痛太真实。是你，从未离开我；是你，牵扯着我的手……你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