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母奥玛·杨洁年轻时，有一天好友安娜·瑞克夏格送她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安娜站在家中庭院里对着拍摄者微笑，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安娜摄于1925年。
奥玛问：“为什么给我这张照片？”
安娜回答：“因为我就要远行，你或许再也见不到我。”
几个星期后，安娜收拾行李，乘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然后登船赴荷属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即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安娜答应会经常写信给奥玛，还说环境不好的话就会返回荷兰。可是，奥玛从此没有接到她的音信。
奥玛把安娜的照片贴在相簿上。1952年，她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再和家人登上轮船赴加拿大。几个星期后，又乘火车到达阿尔伯达省的山城爱特蒙顿，从此在这里定居。奥玛从行李中取出相簿，放在书架上。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天，家父取下相簿，一页页翻看。这一天，我外祖母奥玛才知道安娜出国后的遭遇。
安娜乘轮船到了巴达维亚，嫁给一个从未谋面、长期侨居海外的荷兰人。原来这个名叫乔汉纳斯的男人在朋友家的壁炉架上见到安娜的照片，一时惊为天使，便写信请她到巴达维亚见面。他说，只要安娜考虑嫁给他，他就负担旅费；如果最后不愿下嫁，他也会支付安娜回荷兰的盘缠。
安娜一下船，就有个30来岁的男人迎面而来。他高大健硕，蓄金色小胡子，戴圆框眼镜，眼神深邃忧郁。安娜一见倾心，不久，就答应嫁给他。
乔汉纳斯很富有。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将近300年，成就了一个特权阶级。乔汉纳斯在爪哇岛马兰城拥有多家公司，生意兴隆，居室豪华，有一班佣人、花匠、厨师侍候，在社会上备受尊敬。
安娜也许经常思念荷兰，只是从来没有透露过她的乡愁，她努力在异乡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她和乔汉纳斯生了六个小孩，全都是金发碧眼。
1942年，日军人侵东印度群岛，推翻了荷兰殖民政府。全国各地都张贴海报，海报上有一对蓝色大眼睛，附注文字说明：“敌人的眼睛。”北欧裔居民统统被捕，关进集中营。几天之内，安娜和乔汉纳斯就由豪宅主人变成阶下囚。
日军后来规定，家庭成员要按男女分开囚禁。从此，乔汉纳斯失去了踪影，安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安娜被押解到一个靠海的集中营，她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小儿子跟在身边，另外三个儿子则关在5公里之外的男集中营。有时，他们都被押到田间工作，在烈日下迷蒙的蒸气中遥遥挥手打招呼。安娜有时会以为那只是海市蜃楼，只是幻象；有时又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其实是躺在荷兰家中的床上。但命运注定她永远不能回乡了。
1945年8月，在盟军解放集中营的前几天，安娜·瑞克夏格因饥饿去世。她常把配给自己的饭和水分给三个孩子，自己的粮食于是更加不足。
三个小孩都活了下来。其中有一个差点熬不过去，他叫亚伦，排行第三，瘦削羸弱，有哮喘病，自幼就在鬼门关徘徊。最初大家都以为他会死在集中营里，但他活下来了。
战后，瘦骨嶙峋的亚伦和兄弟、姐姐一同被送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他们在难民营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登上轮船前往荷兰。
荷兰战后疮痍未复，无暇理会这些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孤儿。当地居民告诉他们说：“印度尼西亚毕竟是个温暖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却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在挨饿受冻。”
几个孩子没有作声，他们把创痛埋藏在心里，学习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
亚伦当上了自由摄影师。他喜欢通过相机看世界，仿佛镜头可以把痛苦滤掉。
1952年，亚伦厌倦了荷兰，乘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登上赴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轮船。他原本想回印度尼西亚，只是怕触景伤情，于是又坐火车到爱特蒙顿，孤苦伶仃，混迹于贫困的荷兰侨民社区。他星期天早上会去荷兰文教堂礼拜，通常坐在后排，回味小时候上教堂的情景。
教堂的一名女主持是个瘦小妇人，光亮的长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她见到亚伦，虽然不清楚他的来历，感觉却不错。她自己有六个孩子，都快到嫁娶年龄了，于是她鼓励大女儿：“邀亚伦来喝杯咖啡吧。”
大女儿对性格羞怯的亚伦没有兴趣，但她妹妹亚茉莉雅却对亚伦很有好感，邀他来访。不久，亚伦就成为他们家中的常客。
他们开始约会，3年之后结婚，婚后生了八个孩子。我排行第三。
父亲在我外祖母家里喝咖啡，已不知有多少回，但从没留意茶具柜上方书架上的那本相簿。1983年的这一天，不知怎的他把相簿取下来，随意翻看，看到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有个女人，背景是普通家居的庭院。
他愕然地说：“那是我母亲呀！”
外祖母笑道：“不是，不可能的。那是我的朋友安娜，1925年去了印度尼西亚，之后就没了消息。看！”
她把照片取下，递给我父亲，照片背面上的笔迹仍清晰可见：安娜摄于1925年。父亲说：“那正是家母安娜·瑞克夏格。”
我外祖母瞪着我父亲，一时似乎无法明白，随即泪盈于眶。她一直不知道老朋友的下落，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安娜的儿子做了她的女婿，人间际遇之奇，多少减轻了死别的伤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