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以来，我经历的许多事情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消散，但有几件事，几十年来总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在贫下中农家吃饺子
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我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个农村蹲点。因为饥荒，营养不良，很多农民也包括国家干部患上了甲肝。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患上了。我整天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一天，劳动模范马顺成到我房间来，对我说：“今天不要派饭了，到我家吃饭吧。” 那天他们家包了饺子。一人一碗，给我的一碗是白面饺子，老马两口子是甘薯面做的黑面饺子，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的碗里也就两三个白面饺子。我说：“老马，这怎么行，白面饺子给孩子吃。” 老马两口子说：“你病了，把这碗饺子吃下去。”两个孩子只顾吃自己的黑面饺子，不吵不闹，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想拨几个白面饺子给孩子，但老两口坚决不让，只是催我吃饺子。要知道，这是1960年，老百姓家里仅仅有几斤白面，大都要留下过年或者有人生病才能动用。我在北方生活了近五十年，过年过节吃过无数次饺子，但在老马家吃的那顿饺子我终生不会忘记。在大饥荒的年代，一个贫下中农、劳动模范，叫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技术员到家里去吃白面饺子，他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呀，但他没有顾及这些。
治保主任的爸爸深夜来敲我的门
那是个饥荒年代的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就听“笃笃笃” 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治保主任的爸爸。他怀里抱着两棵大白菜，又从他的棉袄口袋里掏出十几个土豆，“你吃了吧”，把东西往我怀里一塞，门都没进就走了。我与这位老大爷平时并无工作上的来往，因为他是位看菜园的老社员，我们仅仅是常见面。我到稻田去必从他的看菜棚子面前走过，他知道我是来这个村帮助种水稻的右派技术员，而他的儿子是村治保主任。那时，村里治保主任专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平时见了治保主任会害怕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而现在治保主任的爸爸晚上竟拿了白菜、土豆来送给右派分子，这要叫村里人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事件”，他儿子怎样下得了台？但这位老贫农，一定是出于人的善良、同情弱者的天性，才做出这件“反常” 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要一吃到土豆，就会想起治保主任的爸爸，那位老大爷送给我的土豆比现在餐桌上的土豆要香多了。
牲口棚的温暖
1961年冬，我住在村里，三间大仓库里放的是生产队的萝卜，外面大雪纷飞，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一位饲养员来了，他对我说：“今天天气格外冷，你这屋里又没有煤火，到我的牲口棚去睡吧。”冬天，一个生产队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牲口棚，因为一不能让牲口冻着，二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骡、马必须在夜里不断地吃草料才行。后来在“文革” 中，我当过饲养员，才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牲口棚暖和，饲养员才能整夜不断地加草料，要一点一点地加，如果一下子把牲口槽都放满了草料，骡、马就不吃了。这位饲养员的热情相邀使我非常高兴，在大雪纷飞之夜，我可以不受冻了。牲口棚的确温暖如春，这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舒服。我们刚躺下，一个平时与我不对眼的村干部来了。我看他不顺眼的是，他经常在食堂停发他看不顺眼的社员的饭票，用的是当时最恶毒的饿刑，但他却可以在集体食堂随便吃，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看我不顺眼的是，我常常向领导反映他对社员采取饿刑。不知道哪来的情报，听说我去牲口棚睡安稳觉了，他立即把饲养员叫了出去，批评他失去立场。如果这个右派、阶级敌人把牲口毒死了，责任谁负？这位饲养员当场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如果牲口被毒死了，他去法院。就这样，我才在这个温暖的牲口棚住了一夜。那晚上我睡得安稳踏实。
好心的售货员同志
我的肝炎病已被确诊，眼睛发黄，经常腹泻，人消瘦，易呕吐，所以除了吃药、打针，还需要补充营养。但那个年代，人们无药可吃，无针可打，更谈不上补充营养。我比农村老百姓好一点的就是每月还有26斤粮票和26元生活费。更主要的是我才25岁，单身一人，属于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群。我是那个公社的“名人”，都知道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右派，在这里教老百姓怎样种好水稻。我的劳动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我患甲肝大家也知道。据说患甲肝的病人要补充糖，但白糖在当时是珍贵物品，黑市上的白糖要近十块钱一斤，我能吃得起吗？但公社供销社售货员偷偷地按平价把白糖卖给我，才一块多钱一斤。最多时，一下子就卖给我两斤。那时白面也是紧缺物品，如果拿粮票去粮站买粮食，只给你20％的细粮（白面），其他是玉米面、高粱面。粮站售货员知道我有病，卖给我100％的细粮。因为他们看出来，我在村里两年多，并不是敌人。我整天和社员们一起翻地、插秧、做技术指导，和他们在一道吃、住，看不出反革命的样子，因此他们才暗暗地照顾我、保护我。的确如此，当1979年地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时，问我：“这么多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为什么还这样努力工作？”我回答他：“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础，我们家几代人没有一个在解放前当过官，我父母一生以教书糊口，我的两个舅舅虽然在国外，但他们是在解放前去国外留学的，而且其职业都是教师。我父亲于1951年因病去世，我母亲当教员，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们兄妹仨读大学，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必须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 组织部长听了直点头。从那次起，我走上了仕途，这是后话。
收旧书的老大爷多给我一块钱
我患肝炎，公社有医院，我几次向医生申请能否住医院治疗。这位认识我的医生每次都说：“无床位。” 我问得多了，他才说实话，是公社领导不让我住院。我没办法，只好到石家庄的医院去看病。那天，下着雪，我找了十多本我喜欢的小说和一些技术书籍，记得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有莫泊桑的《俊友》，有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还有一本俄文原版的《生物学》。我把这些书卖给石家庄的一个旧书店，那位收书的老大爷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说：“这些书你不要了？”我说：“没办法，我生病急需要去医院。” 他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些书可以卖5块钱，我给你6块钱，你去治病吧！这十多本书我替你留着，过些时候你有了钱，我再退给你。”我又遇到一个好心人，我用了3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两晚上。在石家庄中医院我意外地见到了当年在苏州上中学时的同学，她现在已是医生了。她为我开了一点中药（当时中药很便宜）。就这样，我的甲肝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加上我年轻，身体基础好，竟奇迹般地好了。
这些往事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当年关怀我的老大爷们已经作古，就是我的那些伙伴也进入古稀之年。我忘不了他们，因为当他们为我做出善举时，他们并不想取得任何回报。若干年后，我当了副县长、副省长，我曾几次去看望他们。我们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回忆过去的往事，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要我为他们办过什么事。他们只是说：你当了“大官”，没忘记我们就好。他们只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不单单是同情。恶人是环境造成的，就像苏联伟大的园艺学家米丘林讲的那样：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生物。
人有两面性，以我七十多岁的经历来看，还是好人多。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那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就会产生一些非正常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