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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亦官亦商者的责任
来源:《读者》2006年第18期    时间:2007/8/29    阅读:2107次
——人生梦想:办大事,做高官——

  晚清继胡雪岩之后另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就是盛宣怀了。如果说二人有哪点不同,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胡成了失败者,而盛自始至终都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以至于当时声名卓著的绅商、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业、银行皆运行于其掌中,几乎独揽东南利权。尽管他的家产在民国年间清理时,不如胡雪岩的多,但其造就的伟业,远远超过了胡雪岩。
  李鸿章曾说盛宣怀的野心是“办大事”、“做高官”。但盛宣怀在科举之路上却屡屡受挫。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江苏武进县应童子试。次年,祖父去世,盛宣怀乡试落第,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尽管后来投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即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从军才一年多即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顶戴,但是盛宣怀总为自己的功名之事担忧。
  1872年8月,盛宣怀乡试又名落孙山。1876年8月,匆匆秋试,又未考中,盛宣怀从此绝意科场。
  命运似乎总是在跟盛宣怀开玩笑。尽管屡试不中,盛宣怀做大事得高官,一件也没有落下:1870年入李鸿章门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等职。不久,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此后,在李鸿章的关照下,盛宣怀可谓步步得“发”。从1872年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起,1885年升任该局督办。之后,除1902年~1908年一段时间外,他始终控制该局,并为大股东。历任官职包括:湖北开采煤铁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督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以督办身份接办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授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等等。
  除了做官,盛宣怀更大的贡献在于其首创精神。有学者统计,盛宣怀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第一人”,他创办的“第一”包括: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信企业——中国电报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批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芦汉干线铁路;第一家近代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正规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开办的师范院;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观其一生,可以说:无盛宣怀,就无洋务运动后期的成就。

  ——责任之一:富民与分洋商之利——

  令国家致富而不是个人致富,是盛宣怀的终极目的。如果不是这个动力,盛宣怀也就是一守财奴而已。恰恰是立志高远,使他能够利用国家资源为国谋利。
  盛宣怀并不备有多少经济学常识,但是,凭借其在晚清官场奋斗的经历和过人的悟性,他明白了如果纯粹由官僚办企业或者官僚管理企业,其效率必然低下,无法与外商竞争。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帮助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便坚持了商办为主(即扶持民用工业企业)的目标。他认为“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富民才能强国。这在当时简直是个了不起的认识和举措。
  在洋商的渗透和垄断下,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极力推动中国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夺回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是盛宣怀和当时洋务活动家的共识。
  盛宣怀深感自身的责任重大,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这份责任:“今人于古人尚不甘相让,何夷狄之智足多哉。”从筹办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到维护中国电线铺设的权利,无不反映了盛宣怀匹夫有责的理念。
  中国境内最早的银行是英国人创办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首先在香港设立分行,同年又在广州建立它的机构。1848年,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此后诸如花旗、汇丰等世界有名的银行逐渐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盛宣怀对于李鸿章想和洋人合办银行的想法始终不满意。当他听说英国人赫德打算在上海设立一家中英银行时,便对李鸿章说:“银行是商务的枢纽,哪有我们开关互市,眼巴巴看着外国人聚敛财富,而自己什么也不做的道理!”
  1896年11月,盛宣怀大胆地向清政府提请开设完全由中国商贾集资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实际上,这个银行的英文名为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作为一家私企,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盛宣怀作为官方的代表,把利益的基础建立在国家和商人双赢的考虑之上,承担了一个亦商亦官者应有的责任。为财而不唯财,为官而不唯官,可谓盛宣怀对当代人的深刻启示。

  ——责任之二:“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与清廷在北方打得热闹,南方却照做生意。此种局面的出现,是晚清对外关系和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特殊现象。
  表面看来,北方的朝廷是要为国家利益奋力做最后的决断。但是,这种不顾一切的举措令南方各督抚颇感棘手。面对即将发生的对八国的战争,南方督抚们(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预测到可能发生的破坏性后果,即他们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会毁于一旦,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集体抗旨!
  盛宣怀在给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急电中,建议他们“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对于局势的判断,盛宣怀曾劝说张之洞:“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东南互保” 的实际效果是避免了半壁江山的兵祸,暂时获得了南方的安定局面,在随后与八国的谈判中,具有了一定的筹码。
  他是极力推动李鸿章在辛丑谈判中维护中国权利的。盛宣怀作为当时负责谈判的会办商约大臣,致电李鸿章,申明切不可对俄国让步,如割“东三省”,英、法、德、日将纷起效尤。他力劝李鸿章:“列邦以恶名加之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当李鸿章在京谈判和约病死前,致信盛宣怀:“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唯执事是赖。” 盛宣怀此时也备感疲惫,并因李鸿章之死而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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