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时代-《读者》航空版发行商，《读者》北美洲发行机构

首　页

《读者》航空版

关于《读者》

订购《读者》

早期文章

在线投稿

来稿选登

广告刊登

论　　坛

时代快讯

出版消息

文化动态

健康生活

音　　乐

中文教育

读者心声

看世界

艺术欣赏

茶　　学

饮食文化

关　　注

名言警句

幽　　默

范子登专栏

当前位置：首页文化动态

生或死：徘徊在文学会场上的幽灵

来源：文学报时间：2007/10/16 阅读：963次

作者：孟繁华等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对当下文学创作持乐观态度
　　最近这段时间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各方面的声音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是在去年，有三种声音特别否定当下创作：
　　第一，去年5月份在湖北召开的关于作家讨论会上，出席这个会议的大多数是思想界的人士。他们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指责几乎是空前的，认为当下文学没有良知、当代作家没有良心等等，这个批评我觉得在我们文学评论界几乎难以称道。
　　第二，顾彬的“垃圾”事件。顾彬先生说我从来没说中国文学是垃圾，我只是说当代中国的部分作品是垃圾。但是，在去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关于汉学的讨论会上，他又重复了他的看法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实际上还是否定了当下的创作。
　　第三，去年10月份左右，有一篇文章，叫《给当代文学洗个脸》，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已经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不堪入目，这几个批评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我个人不同意对当下文学的这种否定。
　　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判断，最重要的应该着眼于这个时代的高端。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在评价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是关注于红玫瑰的三角恋爱，他们关注的是现代文学高端水准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着眼于高端作品，为什么到当代文学只看到红尘滚滚、肉欲横流呢？我个人认为文学经典的时代可能已经终结了。文学作为一个能够被大众接受，并且能够被大众认知的时代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中国当下的文学起点非常高。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创新的不可能性
　　到今天为止，我们作家的主体经验，还有多少有独特的地方呢？从现代往后现代看去，在现代主义方面，因为我们每个作家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找到了经验，个人的经验是民族国家的经验，民族国家的经验就是支持个人的经验，给予历史高度，给予个人力量。我们看看中国的文人，看看这些作品，都可以看到个人与国家所构成的互动的关系，以及一种国家经验给国家主体所提供的历史的高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创作的那种独特、怪异的作品，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家占据比较高的位置，同时在理论上、思想上有他的力量和高度。现代时期不可企及的高度就是极端的、怪诞的个人经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的经验，在今天已经被洗劫了。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作家主体还有多少能够逃离群体经验的力量和勇气呢？我们不必要去分析那么多的作家，只讲讲中国当今的情况。我们都开始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作家都成为中产阶级，都融入了社会，都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作家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和农民同命运、他们和工人同命运，作家个人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区别。作家在个人的经验中，找不出独特性，作家没有任何的能力和勇气拒绝主流社会。在大师之下我们的写作还有多少可能性，大师把文本的可能性都穷尽了。
　　最致命的一点就是阅读的可能性，现在再也没有阅读了。我们不能够理解一种没有阅读的文学，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我说是一个阅读死亡的时代，可能有点绝对。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还有当年阅读作品的那种心态吗？我们还是文学圈中的人，更不用说普通读者。
　　从主体的经验到文本本身到阅读，我们当今的文学面临着困境。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比任何时期都困难，同时又更自由。因为它确实面临将死的状况，其实我和孟先生是一样的乐观，这个乐观是我们知道文学史要死。就像我们人一样，只有人知道自己是生而要死的，这个孩子要死，但是我们依然把他养着，让他热情地活着。我们在这当中找到我们无数的欢乐、成就、希望。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会去捕捉到文学创新的最小值。现在没有最大值了，只有最小值，最小值才是最真实的。也恰恰因为我们知道，它迟早要遭遇它面临的那种困境，这使我们没有任何的顾虑、没有任何的包袱、没有任何的责任，是一种没有责任的责任。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我们被过多的焦虑所缠绕
　　在中国360行里，大概没有任何一行像文学这一行，坐在这里大家天天谈死，天天谈我们是不是活着。这是一种现象，为什么文学热衷于谈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化，可能是过度地消费了可能性，也过度地消费了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代，我们文化中、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经过度地消费了。同时我们也为各种各样的不可能性而杞人忧天和大惊小怪，大家看我也老是不由自主用可能这个词，这“可能”是我们真实的境遇。
　　至于今天要谈文学创作，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我想今天无论是从第一个发言一直到现在的发言，或者再往下的发言，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个幽灵在我们的大地上徘徊，现在它在我们的会场里徘徊，这个幽灵就叫这个时代。我们都感觉到对这个时代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敬畏，我们都感觉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办法。我想这是不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特殊境遇，我觉得其实也未必。一个生在1937年的人，面对他的时代未必比我们更为安心。一个生在1808年的人，面对他的时代，同样也不会比咱们现在更安心。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思维中，在我们作家的文学思维中，我们可能过多地被不必要的焦虑所缠绕。我们可能因为大惊小怪产生了根本不必去处理的问题。这种焦虑、恐惧、不知所措，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被我们炮制出来的，是我们自己造出来吓唬我们自己。比如每一个作家都会站在这里说，这个时代很不得了，这个时代的生活远远大于我们的虚构。我说在什么时代生活会小于虚构、会小于我们的故事？这个不是1990年以后的中国才有的，是16、17、18、19世纪都有的，而且到了19世纪在西方大行其道。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小说，我们膜拜得不得了的19世纪的西方小说，其实恰恰也就是在面对这个境地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作家，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惊慌失措，倒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种惊慌失措是如何而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要说的根本意思，就是反对大惊小怪。我想我们还是要说文学到底要做什么，文学是不是要提供一种集体的经验，是不是一定要提供一种和大众对生活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一种解释、一种看法，我觉得不是。文学不管在任何时代都要捍卫生活、捍卫人的心灵，捍卫经验的先于任何论述的丰富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包括像底层叙事等等这种东西，都是面目可疑的，它都可能把我们的文学引向一个非文学的境地。如果说要死的话，它都可能把我们引向要死的路径上去，这是我的根本看法。谈到文学创新性，我觉得我们过度追求大的方案，我们坐在这里想创新A策略、B策略、C策略，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大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在我们实际创作中真正有效的是我们的艺术思维中的小而缜密、坚决、彻底的处理方法，是属于我们艺术家们的，真正拿出他们艺术才能和艺术信念处理的那个层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层面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缺乏的，不是说我们的作家思想还不够高，我们需要怎么的提高。我觉得思想够高了，很多作家的思想既高又大，已经大到和99％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了。倒是我们的作家们，他们对于生活的独特看法、对于生活独特的进入角度，如何在这个角度中，真正地赋予世界的充实，真正的拿出大艺术家的手艺来，这个是我们没有做到的，小的做不到，大的都是空谈而已。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我们面临新鲜的经验
　　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主观的态度，都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我们面对文学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还处在非常新鲜的经验当中。但是我仍然想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研究和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怎么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谈这个问题比较困难，我不相信什么死亡。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遭遇了一个文学写作的困难，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心里指认这样一个现状和事实。毫无疑问，无论是关于文学的死亡也好，还是关于文学的创新也好，还是关于回应事实的描述也好，我们都要面对基本的态度，我们的文学或者是我们的写作，今天是不是面临着困难，这样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这样的困难是新鲜的还是17、18世纪都有的。
　　在今天，我们的文学至少存在两种参照关系：第一，内心经验的参照。第二，文学史经验的参照。
　　今年我读到两本最好的翻译小说，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我的名字叫红》，另外一个就是《追风筝的人》。这两本书都名满天下，大家都读过。我为什么谈这个呢？我们拥有第一个参照，我们内心关于那个时代的关系，这样一个参照系。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大的文学史经验的参照呢？因为你遇到困难，你会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像《追风筝的人》，它用那样纯净和简单的语言，用那种非常朴实的东西去呈现一个特别巨大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解决这样的困难，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
　　
　　李静（评论家）
　　自省比沉溺于外部的焦虑更重要
　　王小波有一句话我非常赞成：“文学的使命就是阻止这个社会向无趣的方向转化。”我觉得文学的使命除了阻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还能阻止整个社会变得贫乏、变得愚钝。现在我们是不是对文学的使命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呢？
　　文学界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文学向内转、文学向外转的问题。到底怎么转呢？最本质的东西，不在于它是多么大的文学题材，它面对多么大的现实事件，而是在于作家他怎么把握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能感觉得到的，这个作家他感觉到了。其实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题材的大小，而是在于这个社会发生的现实对人精神层面的影响和震撼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涉及到作家的哲学意识、哲学的自觉。他和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关系，是宏观还是微观。如果作家就事论事，仅仅是对眼前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基于一个社会人最基本的判断，或者是对政治、对文化有一个量的判断，基于一种常识来创作一个大家都看得懂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丧失了作家最本质的责任。这种最本质的责任应该是他付诸他自己的敏感和心灵，然后对形式不懈地追求，最后带来精神上的成果。我觉得这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但是现在老是有一种外部的焦虑，并没有对作家自身内在精神世界进行挖掘，一个内省，这种外部的焦虑没有太大的帮助。
　　
　　钟晶晶（作家）
　　作家没有权力宣泄自己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是辛辛苦苦的人，在大自然面前无力逃脱死亡的平凡的人，但是，相对那些更弱小的生命，相对于一草一木，相对于那些平静流淌着的河流，相对于地上一只流浪狗或者一只流浪猫，我们一举手一投足当中可能决定着别的东西的生死。不要以为上帝在别处，我觉得上帝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作家有写作的权利，但是没有权力来宣泄自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公众宣泄，写一些文字垃圾。作者应该把自己好的一面，把富有爱心的一面展现给世界。

相关文章:
	“80后”入作协引起热议
	为王春元新书作序崔永元"拷问灵魂"
	余秋雨抨击中国文化审美误区
	易中天从历史回归现实，《成都方式》问世
	诺贝尔文学奖商机无限
	左或右：文学期刊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