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罗隆基是政治风云中的民主人士，在另一本里，则换成一身时尚打扮，并且卷进了某件桃色传闻中。两本书相距一米多，并列在北京某大书店的图书货架上。 

    这是“中国近现代人物”系列图书专柜。五彩缤纷的花色中，一段段历史掌故被包装上架，一些被遗忘多年的人物，穿戴整齐，齐刷刷地排开，有“素描”，有“写真”，任凭读者一路挑拣过去。 

    在查询台输入“民国”二字，显示的搜索结果有700余种——这并不包括已经下架的图书，以及仍在架上，与民国有关，但并未冠以“民国”之名的图书。 

    在“三国热”、“明清热”等潮流之后，有人提出了“民国热”。书店里，相关书籍杂陈，电视台整日播放着民国时的政治阴谋和爱情眼泪，报刊网络上，谈论民国的文章也开始流传。有人开始研究民国人物的“绰号”，甚至有人选出了“最适合娱乐圈的十大民国人物”，杨度等人赫然在列。 

    “民国”一时成为人们眼中“暗自散发文化热力的关键词”。难怪有人感叹，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一类的书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了”。 

    不过，人们追思那个人人都个性突出的年代时，用的却是一种并无个性的、雷同化的泛滥方式。 

    尽管封面上印着“风度”、“秘闻”、“真相”等等大相径庭的字眼，在许多出版商的眼中，这些书只有一种含义。这个含义从福建一位同时操作着两本“民国”类书籍的编辑嘴里脱口而出：“好卖！” 

    清宫类的书出得差不多了，人们胃口也该没了，该编辑透露，民国领域现在变成了同行的新宠。一位在民国史民间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的作家则透露，他正在写的一些专栏和随笔尽管还没结束，却早就等着结集出版，连书名都想好了。 

    在热闹中待久了，总是让人想起曾经的冷清来。1999年,当学者傅国涌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这个领域还“远没有这么热”。 

    当时，有人约傅国涌写几篇晚清民国的文章。他并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现成资料可以阅读，所有的文章典故，都是他从原始的材料，诸如传记、回忆录等中积累和搜集而得。 

    近十年过去了，傅国涌在这个领域中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言权。他所开的专栏和所写的博客，拥有不少拥趸。他努力推崇的民国人物风采，也逐渐为时下人们所欣然接受，并成为热门话题。 

    傅国涌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的第一本书《追寻逝去的传统》，由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操作。不过，该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有些无奈地承认，把这本当时好评如潮的书，和众多的“素描”、“掌故”放在一起，一定毫不起眼。 

    周实发现，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而大部分图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 

    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喜欢民国史的人，都感觉那个时代不管如何，还有趣，而现在是多么无趣的时代。”学者谢泳这样概括民国文化为何逐渐流行，“对文化上有些追求的人来说，现在真是很乏味，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好玩的事。”当人们对这种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就会去寻找慰藉。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被屏蔽的这些“有趣”元素，逐渐开始流行。 

    傅国涌认为，有关民国的话题，包括整个近代史的话题，一段时间中属于敏感领域，甚至“禁区”，是因为那个时代“离现在太近，跟现实是连在一块的，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对民国问题的讨论，都会指归到当下。 

    比如，民国史中牵涉的历史分期标准，有时会成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问题”。谢泳最近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总要专门讲两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政权和政党形式”。他发现，在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理解中，一些有关政权变革的历史划分，经常成为理解的障碍。目前采用的“新文学”或者“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说法，在他看来“都有政治的因素在其中，都隐含有或轻或重的价值判断”。如果去除这些考虑，至少从教学方便来说，其实可以最简单地称为“中华民国文学史”。 

    根据谢泳的观察，某些非学术因素，把简单的事变得复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个人层面一些思考和探求的进行，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民国的一些话题，正在慢慢获得表达渠道
的。 
    在出版界，找到这种渠道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进行中。周实记得，当时刚刚“解冻”，民国时一批作者的作品，如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书，得以出版，并且销出了很高的数量。 

    这种作品出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到90年代，转向当代研究者对当时作者命运的探讨。“民国一直是出版界有想法的人喜欢的领域。”周实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比较容易说出东西”。如今，今人的评述性研究，已经取代民国时期作品，成为新的出版主流。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化”之后的“解冻”，谢泳对“民国”话题“由冷变热”更倾向于积极方面的理解，将其视为公众多了解了一些历史的真相，对历史有了一些新的判断。 

    “也就是把历史还原到接近历史真相那一面，或者再简单说，就是对‘民国历史’多了一些正面评价。” 

    在这种变化中，他能感受到逐渐生长的本国国民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过去，人们的认识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的四大家族”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现在，持这种片面僵化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起码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曾国藩是汉奸”这样的结论，已经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翻开一本本关于民国的书籍，好像掀起了一块块幕布。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在上面演出着令现代人“目瞪口呆”的大小段子。大多数作品和读者评价，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些或放诞，或嚣张，有时甚至略显荒唐的故事上。 

    一时间，民国人物的“风流”和“真趣”成为人们一本正经追慕的对象，或饭后茶余的谈资。 

    从这种趣闻趣事的风行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看到了“大众传播和学者研究中间的距离”。他表示，这样的“戏说”，从当年各种帝王剧开始，影视、出版界的一些作品，从研究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严谨甚至不真实的。 

    曾有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批评。在杨奎松看来，这种情况难以改变，是因为戏说的作品，有着不可改变的读者群。他们不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的阅读可能只是在火车上打发时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的文章，往往因为过于艰涩，很难进入大众传播。 

    几年前，他为杂志《百年潮》编稿子，曾经试图改变学界的这个顽固习气。他找了一些很好的专业论文，请作者改写，目的是要“好看”。不料，有的改写虽然“好看”了，却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演绎成分很多。还有的，则干脆交不出稿。 

    “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 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篇文章中，杨奎松这样写道。

    而如果历史学家不去做说明历史的工作，其结果，“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造成“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电视剧或历史小说当中旧说陈袭，却影响甚广”。 

    傅国涌认为，趣闻风行的另一个原因，仍然是因为，若想真正深入研究民国历史，必然要涉及对政党和政权形式的评价及判断。这种情况下，写趣闻趣事的方式，成为避开现实问题的一个途径。 

    他本人就成为许多类似逸闻的传播者之一。不过，他对民国故事的这样一种民间写法，有自己的见解。 

    “书是写给两种人看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他认为，许多有些看上去是逸闻的东西，“里面是有筋骨的”。对于那些普通的读者，他们起码可以单纯地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当时人的生活状态，获得一些知识和启迪。而对于那些有心的读者，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东西，他们是可以看到的。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物和生活，毕竟是件好事。“喜欢民国历史，至少比欣赏“文革”十七年历史，在趣味上要高一些，在智力上要难一些。更多人了解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没有什么不好。”谢泳说。 

    杨奎松也对这种现象表示了宽容和理解。他认为，类似作品里面只要有研究，有关怀，总是可以对传播历史观念起到作用。 

    更多更深的，却是遗忘 

    不过，傅国涌也觉得，有些“逸闻”的传播，似乎太多了点。 

    几年前，他着手写一篇关于王世杰的文章，当时搜集材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比较完整的东西，而各图书馆的资料也非常少，他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资料。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颇有影响。再后，他上网搜索，便发现了不少关于王世杰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里面引用的材料，许多出自他的文章，有的甚至经过了数次转引。 

    同样的问题逐渐多起来。傅国涌写文章时，总是比较重视史工作料，如今他发现，许多关于民国人物的著作中，关于同一个人的故事，反复提及的总是相同的几件，有的甚至在引用中以讹传讹。他自己就发现过，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史料，却连他自己所加的评论也作为原材料加了进去。 

    “市场上出版的书，注水的本来就很多”，如今傅国涌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民国类图书中。 

    同时他发现，在选材上，只有一部分名声较大的民国人物，在出版物里面“走红”，似乎大家都在谈论陈寅恪、吴宓。其结果，许多非常能反映民国时代特点和思想的人物，仍旧被人冷落。 

    而另一些人尽管走红，却是因为一种并不正常的宣教。例如闻一多，长久以来作为革命斗士被宣传，竺可桢，则作为爱国科学家写进教科书，这导致了他们身上更为珍贵的理念和精神，反而遭到遗忘。 

    杨奎松则注意到，即使是在比较用心的作品里，因为史料的使用方式、语境的交代等原因，虽然所有材料都有出处，却在经过作者编排使用后，“说的是作者自己的话”。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不真实。 

    “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却是更多更深的遗忘。这似乎提示着，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热闹，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一篇书评作者对这个现象，发此感慨。 

    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民国史料，傅国涌感叹，这将是一段需要很多人，经过很多年努力才能理清的历史。因为离当代时间较近，史料比较庞杂，这原本是一个需要一定学术素养才能进入的领域。然而与此相反的事实是，他发现许多人把民国史的这一特点，当成了可以轻易进入的低门槛。 

    作为出版人的周实感触更深。他发现，出版界如今清晰地断裂成两块，一块只有很少的人，努力坚持着“有点追求”，而大部分人，则把心思放在出“烂书”上。 

    在他看来，拼凑一本民国的书非常容易，只要有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和一个好的包装。而这些书在普通读者眼里，甚至要比那些有思想的书更受欢迎。 

    更为严重的是，在一团浑水似的民国类书籍出版市场里，这两种书的命运，区别很大。一方面，拼凑而成、价值不高的出版物很容易获准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学者写作的有思想骨力的、对历史有关怀的作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出版空间。 

    据周实介绍，《追寻逝去的传统》一书卖得不错，却没有再版。常有人问起原因，他只以一句“不大好再版”回应。 

    其结果，看上去出现了“民国热”，在民国的话题上，似乎人们的谈论空间大了很多。而实际上，这却只是一个由许多“水货”堆积而成的热闹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