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作家。1949年生于哈尔滨，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浮城》等，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1　“北大荒”岁月：“青春无悔”

　　在梁晓声迄今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学大概只占五分之一，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与许多盲目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梁晓声插队到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带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建设兵团里的部分知青被称为“农工”，有严格的编制，梁晓声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我身材不算高大，主要是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梁晓声说，“但是绝不同于老战士们那种极‘左’方式。”有一天中午，梁晓声所在的连队打死了一个人，是农场里的一位老职工———知青们怀疑他“有特嫌”，就把老职工关进小屋里审问，最后殴打致死。当时，班长梁晓声正在睡午觉，阳光下的罪恶悄然发生，又悄然平息，很多人都习以为常。

　　“我是班长，我要有我的态度。”梁晓声说，“就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严重犯法的事，必须坚决反对。”

　　可是“反对”能有多大作用呢？梁晓声的想法与很多人相左，包括一些领导。于是他由班长、排长转去做小学教师、团里的报道员，再后来，精简机构，全团只“精简”下来一个男知青，就是梁晓声———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干活。“团里容不下我这样的青年，仅仅让我离开，已经算不错了。”

　　恰在这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姓陈的老师偶然在兵团的《战士报》上读到了知青梁晓声的作品，居然千里迢迢来找此人。从佳木斯到黑河，陈老师找到梁晓声时，这个瘦弱的青年正在抬大木头，还患着肝炎，看起来一脸苦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远，也不知道去了能怎样，但总归可以跟人谈文学了。”梁晓声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大转折。

　　2　《雪城》换了一台18英寸彩电

　　1974年，梁晓声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了自传体小说《从复旦到北影》。顺顺当当进城定居的梁晓声，比起许多同龄知青，已经幸运太多。很自然地，他开始提笔写作。

　　“因为知识青年的前身大抵是红卫兵，包括我，也戴过袖标的。”梁晓声说，“所以当时城市里响起一片‘狼孩回城’的惊呼，这其中最敏感的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受红卫兵伤害最深。”可是在梁晓声看来，许多青年是无辜的，尤其是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养成“打砸抢”暴戾作风的并非多数。梁晓声希望改变城里人对知青的畏惧，“这十年，青年们也吃了苦，也思念家庭，思念父母。”

　　于是他先写了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继而是中篇《今夜有暴风雪》，再后来是长篇《雪城》。三部小说，完成了梁晓声对同辈知青们的承诺。在他笔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温情，那些在农村里摸爬滚打、返城后又撞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形象，让一代人的心灵为之震颤。

　　三部小说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同样影响巨大。“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刘欢这首《心中的太阳》就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上世纪80年代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到了90年代，梁晓声又创作了另一部知青题材代表作，这便是直接以剧本形式写成的《年轮》。

　　早年的写作给梁晓声带来的收入并不高，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经济状况》一文里，梁晓声公开了自己的每部作品所获的酬劳：短篇小说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28万字，稿酬4500元；长篇小说《雪城》110万字，稿酬18000元……《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着实让梁晓声受宠若惊：“我的天，不过就是人家把我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就给我一台彩电，得有一千多块钱呢！”在此之前，梁晓声没有从影视改编授权里收过酬劳，甚至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播出后，梁晓声都没有和导演见过面：“就是他打电话说，我们要改编你的小说，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这事就算完了。”直到《年轮》，梁晓声才开始得到实惠，每集剧本酬劳为2500元。

　　3　“这不就是城市吗”

　　或许正因为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长期清苦的生活，梁晓声一直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描写挣扎在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而出现在梁晓声作品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则几乎是“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也为他招来不少非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梁晓声的价值观是简单的二元化，人为划出了富裕者和贫民的对立界限，仿佛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拥有指责“富裕者”的话语权。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将这一矛盾推向高峰。“仇富”、“伪平民意识”、“新民粹派”……一顶顶帽子开始扣到梁晓声头上。

　　“我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本书，确实是感性多于理性。”梁晓声说，“但不正视某些社会现实，则更加危险。”

　　他想过向现代都市题材靠拢，也做出了多样化的尝试。毕竟文坛面貌已变，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他有些应接不暇。90年代后期至今，他写过痛揭人性丑恶面的长篇小说《恐惧》、《泯灭》，写过二百多万字的散文，还写过《伊人，伊人》这样的都市情爱小说，但总想在声色犬马之外，寄托一点什么。有人说梁晓声不熟悉现代都市，他大手一挥指向窗外：“这不就是城市吗？”

　　他也想过不再写作，既已衣食无忧，何不颐养天年？可搁下笔，他又心生惶恐，焦躁不安。他认识一位茶乡的老妈妈，七十多岁，每天早早起来采茶。“她的儿女都说，妈妈你可以不必采茶了，强迫她休息几天。可老妈妈看几眼电视，就会倒在床上睡觉，身体不舒服，会郁闷，会觉得没意思，会惦记她的茶。”梁晓声悠悠地讲起寓言般的故事。“我就跟她的儿女说，不要试图改变老妈妈的生活方式，也许她只有去采茶，才会活得健康快乐。”梁晓声说，写作对于自己而言，也是这样的状况，离开写作，他就彻底不知应该如何生活。

　　可是写作给他带来的痛苦多过欢乐。有时午夜梦回，辗转反侧，内心深处会有很大的苦楚。“我想像中的文学，还是应该包容个体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感觉’。”这种“中国感觉”不在当下：“尽管当下人们感觉到股票在上涨，收入在增加，到处莺歌燕舞，可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事情很多。”梁晓声习惯强调时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晚上躺在床上会不断回想这些事，今天中国所有的现象，都是先前那些事情演变过来的。”怎样表现这种“中国感觉”，是个难题。有时候，梁晓声也会宽慰自己，大部分人的生活在越来越好，自己这点文学上的问题实在不算什么。“我的痛苦不会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恐怕是另外的痛苦。”

　　他者的目光

　　张闳（同济大学教授）：“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光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梁晓声的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如果说80年代的“新时期”梁晓声秉持肯定性的历史理性主义态度，那么在90年代———在文学史叙事上被称之为“后新时期”的阶段，梁晓声更倾向于站在平民主义立场，对现实展开锐利的批判，被誉为平民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尽管梁晓声不太注重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与探索，有时他的激烈批判性也会让人心存疑虑，但梁晓声的写作无疑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格，这种品格使其他的疑惑微不足道。

　　对话

　　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

　　新京报：近年来你作品中批判现实的力度已经减弱很多，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吧？

　　梁晓声：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但是当下我们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这恐怕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本身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会使我关注社会的眼睛不再是单一的小说家的眼睛。比如当我想代表一些人说话时，可能就直接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了，这种发言可能更有力度，更快捷。

　　新京报：你的知青文学作品，在表达理想主义的同时，是不是也失去了某种客观和真实？或者说，有所保留？

　　梁晓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把这一代人的总体形象理想化了，我较少用重笔来写一些“坏人”，至多写到那种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物。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那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1997年我看到，贫富阶层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当时人们总会以为，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想倒退，想回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不是有意攻击的话，显然就是无视社会现实。所谓贫富差距，首先不是说富人有多富的问题，因为富人多了，对国家没什么不好。而是穷人有多穷的问题，我们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有多少的问题。其次就是，先富起来的这批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几乎可以说等于零。他们认为，纳税就是回报社会了，有些人还不诚实地纳税。到1997年，我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让我觉得不吐不快了。

　　新京报：但是你对富裕群体的了解是否不够全面？他们中也有很多人诚实劳动、合法致富。

　　梁晓声：对，有这个问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说那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富的阶层才刚刚出现，或者说第二代私营企业家崭露头角。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和评价都很不够，这也是现在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所存在的缺憾。

  作者:武云溥/文 　　郭延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