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与文学的某种单纯诚挚的心态，能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持续发问、提惑，依然愿意手执文学如同持着了一朵迎日之葵，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当然，有关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一直在继续，各种作品、思潮始终被反复阐释、挖掘，有时甚至似有过度开发之貌。而期刊的研究则一直默默静流，毫不显张扬。但当我们想起，那些文学期刊的风貌事实上犹如一段后台的楼梯——恰如通往哲学里的“后楼梯”那样，可以让我们重新登临历史的舞台，并且以更真实、平和、甚至是更细微，不为人洞见的样态来亲见、亲受时，那么，忽略或者是轻置这些期刊怎么都不能算是一个明智、远视的举措。
    
    本书的作者23岁那年，就已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为人生”文学传统的引领者《小说月报》的关注，第一篇得以发表的论文遂成。十多年过去，时代大背景的变换——通过反思“五四”，对社会、文化乃至文学“现代性”提出尖锐的质询，可能更有助于发现《小说月报》中存在着的种种彰而未显的迷思，比如“现代性”的命题是如何赋予文学期刊的？通过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头顶着“现代文学期刊”的桂冠、所代表的“文学”“期刊”的现代型道路是否吻合当前学界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普遍反思的成果，又或者只是一种侥幸的例外？
    
    作为本书的导论《“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综述了在二十世纪，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追求所谓西方现代性中所作出的种种本土性的调整，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性”问题在回落到具体国家之后，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隙。同样可以看到现代性与文学之间的纠缠：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期刊。
    
    而在本书的全六章中，作者环环紧扣、步步发问，使全书显得结构紧凑、思路清晰，并且意在拂尘的本意不言自明：吹去那些文学史一贯的定性，钩沉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实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经典的《小说月报》其革新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对新文学的诉求，商务印书馆的商业立场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意图通过文学来推进、实现“现代性”进程的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这部“现代文学观念”的期刊时时作出了“现代”需要大于“文学”需要的表现。
    
    第一章的《断裂与拼合：奔向“现代文学”的乌托邦》上溯了商务印书馆影响下的《小说月报》的最初起点，并且历数革新背景及其缘由，实施革新过程的种种人事变换、历史因由，同时对1921年后《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形象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质疑。
    
    第二章的《喧嚣的突围：“为人生”指向下的“现代文学”》重在整理文学社团格局中的《小说月报》怎样在文学研究会的依托之下发挥它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但关键同样在于，作者清理出了文学研究会在与鸳鸯蝴蝶派与创造社发生论证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上来探究《小说月报》现代性生发的基点。
    
    第三章作者继续展开历史的钩沉，《冲突下的平衡：徘徊在现代性与文学性之间》发掘、引证出了不尽相同的两种编辑立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两位名编辑沈雁冰和郑振铎在人事、文学观念等各方面所显示的不同，并且也就得以为沈雁冰被商务撤换做出了得当的推论。
    
    第四章《翻译现代性：“现代文学”诞生的另类途径》则从翻译的角度展示了《小说月报》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不懈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始终存在着思想与审美的分离，也始终处于摇摆的状态中，即：既有对俄国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悬置也有聚焦；既有西欧文学的译介的剔出、强化亦有妥协。这种态度事实上也证明了不仅仅是西方对东方曾有误读，反之亦然。这样的一个具体文本分析，应该来说是颇富新意的。
    
    第五章《入世与出世：“现代性”背景下学术规范的探索》则将视野导向了《小说月报》上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在有关于“自然主义”问题上，作者作了详尽的阐述。同时，对于当时立足于“题材”“描写”的宏观批评和掺杂着“爱”、“美”的微观批评同样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
    
    在最后一章《羁绊的飞翔：从“现代”到“非现代”》作者则进行了小说创作上的细致分析，有文本细读，也有叙事学上的阐发，得出了无论是有关于群体的底层关怀还是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书写，最终都经由“现代性”走向了“非现代性”，这些形象纷纷濒于质疑、解构的边缘，然而，或许这种“‘非现代性’才是真实揭露历史语境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的征途中所能自然浮现的，也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的创作在‘现代’面纱下的真实内核所在。”
    
    期刊不再说话，可它又在最沉默的时刻开始说话。“大音希声”，或者，它总是在等待最适宜的倾听者，而本书是一个倾听者沉潜其中的“随笔”。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
    
    董丽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