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辽宁锦州，长在长春。出生地就离著名的锦州古塔不远，现在的锦州还有一个古塔区。我们这个家族支系叫北镇的王家。北镇，现在改名叫北宁市，是回族、满族相对聚居的地区，至今还有民族自治县的行政建制。史料记载，明宣德年间，在锦州南门外火神庙东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这是本地区回族民族史的标志性建筑，自此，回族纷纷迁入。

现在的人，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挨饿是个什么滋味。而我和不少同龄人，还有上一辈的人，一提起“挨饿”这个字眼儿，便会心照不宣地想起那三年。1960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正是最难熬的时候。“自然灾害”，自然有之，苏联人逼债也无可否认，但我们自己的冒进浮夸，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吧。我曾在电影“加映片”（注：这是共和国几代人熟知的名词，大概新的汉语词典不会再收录了吧）——新闻简报中见过一片结穗儿的稻田，密密的稻子上躺上一个人，硬是掉不到地上。地头儿插了块牌子，上书“亩产万斤粮”……当然其中的荒谬，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这十年的记叙，可以从这儿开始。这十年的画面很多，记得好多人聚集在长春人民广场，我骑个自行车到苏军烈士纪念塔那儿，把车子架好了，站在后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长春市公安局。极其强烈的印象：造反战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钢管，一头儿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杆扎枪，一扎，血顺着钢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着云梯往上冲，攻打巴士底狱，还是巴黎市政厅？我那时候年轻，只懂得看热闹，觉得挺刺激。

如果说，40年前的社会风俗也能叫做“时尚”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个时代顶时尚的是穿上“国防绿”的军装。绿色的外衣遮掩着“红色”实质：几千万经过“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文攻武卫”的学子们，大约实在是折腾累了，革命激情日见冷淡。有心计的家长们渐渐开始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的孩子今后干什么呢？革命诚然“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更不能当饭吃。

1976年的年初格外地冷。沈阳，都已是冰雪封门。新年刚过，我和文工团的相声名家于连仲老师一块儿到黑龙江一线采访，准备写一篇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作品。1月8日那天，我们正好来到漠河的一个边防连队。白天，我们找了连队的几个战士聊了聊，晚上，连队准备了一桌不算丰盛但已是尽了最大努力做的饭菜，当然，桌子上有着必不可少的白酒。在东北，不喝酒的汉子也有，但不多。在这里，酒既能御寒，又能排解“猫冬”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