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影响力的日盛,也使他们成为被关注的焦点。1983年10月,杂志再次遇到麻烦,比起刚创办时的那次风波,这次则要“严重”得多。

　　甘肃省委宣传部通知他们,杂志先暂时停刊,听候处理。省委紧急召见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杂志社才知道被人告了,而且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3年初,全国正在整顿报刊与出版界的精神污染问题。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高级内参上发表了一个专题材料,题为《甘肃的〈读者文摘〉以大量篇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材料列举了杂志创刊以来的三大“有问题”的文章。一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政治生涯的文章,讲述戴高乐总统是主张欧洲复兴与反对美国的故事,此材料认为,文章把戴高乐写得比共产党员还好。第二大问题是说《读者文摘》在1982年第9期的封底上转载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组织的一次评选总统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评出了美国历史上最佳与最差总统各十名。这个排名在美国1948年和1962年都曾经搞过,在这次评选中,尼克松成了最差总统。但“告状信”却给了他们一顶“大帽子”,尼克松是与中美建交的主要人物,刊载这篇文章会损害破坏中美关系。而第三个“罪状”则认为,《读者文摘》之所以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取得很大的发行量,主要就是杂志的办刊方针脱离了政治,她所宣扬的一些人性化与国外的东西,有自由化思想的倾向,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阵地。

　　这个材料写得火力很猛,大有把《读者文摘》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图。在当时清查“精神污染”的背景下,抛出这样一篇东西,使《读者文摘》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或者典型。胡耀邦看到这个内参后,提笔批示给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让其过问此事。李子奇正在北京学习,他当即要求甘肃省委宣传部调查解决。

　　省委宣传部觉得问题严重。《读者文摘》是省内惟一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省里对这本杂志也很重视。为了慎重,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决定组织一个专家组,请大家对这本杂志进行全面评判。

　　《读者文摘》再次面临风雨,工作停顿了下来。编辑部空气紧张,他们自信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可是结果会是什么,却谁也无法预料。而更让他们寒心的是,据说这个文件是由一封揭发信引起的,而信恰恰是社里的某位领导写的。这位领导不太赞成《读者文摘》的办刊方针,把它看成是一本“有问题的杂志”。于是授意部下,在每期杂志出来后,专门收集杂志上他们所认为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归纳整理出一份报告,递了上去。身为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身处漩涡的中心。见惯了各种风雨的曹克己摊开已出版的二十多期杂志,仔细对照检查被指称的问题。

　　编辑部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曹克己在全社会上表态,说:“如果这本杂志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了重大问题,我负主要责任。”私下里,他又找到胡亚权,说:“你们年轻娃娃不懂事,出了大的问题由我负责任;就是别人说错了,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自己提高业务水平。”同时要求他们不要有什么负担,把下期稿子编好,随时准备出刊。

　　十天后,省委宣传部聂大江部长召集了一批高校的教授与甘肃省内的文化人,组成一个小组,对《读者文摘》的问题进行清查。兰州大学教授柯扬先生与西北师大的甘棠寿教授分任正副组长。聂部长要求他们用三到五天的时间,把创刊号到当时为止的杂志全部看一遍,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再向中央报批。

　　柯扬先生对《读者文摘》一直抱有好感。他对那个材料的行文非常反感,但又不知道省委的态度。于是他就问聂大江部长:“在查这本杂志的时候,要不要坚持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聂部长说:“当然要坚持,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柯扬这才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柯扬先生带着几个人,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进行全封闭的审查。出版社拿来了两套很全的杂志,大家分头进行审读。富于正义感的柯扬教授对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如果专门找问题,这个杂志肯定就完了,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觉得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与积极的态度对这本杂志进行审读。

　　他找来了甘教授商量。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先拿出个审查材料的框架,即把基调定下来。他们认为,先把成绩讲足,问题也要说清楚,第一块是创办以来的成绩,第二块是创办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第三块则是关于今后办好《读者文摘》的一些建议,他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三块上。甘先生说:“大合吾意。”最后又把全小组的人召集在一起,大家也都同意这种说法。

　　调子定下后,他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反而发现了材料中断章取义的问题。那份材料把杂志内互相无关的东西放到一起,而且上纲太高。经过三天的审查,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杂志的成绩。当然也指出了三到四条问题,如对国外的某些政治家的评价“引用的是原文,因为没有处理,有些偏高的倾向;有的文章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度”。还有一条意见是,一些漫画与小品没有什么意思,可要可不要。结论则是,应当珍惜这本杂志的存在。审查小组最重要的一条结论是:同意让《读者文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改进上面这些所谓的“问题”,还是可以办好这个杂志的。这个报告的潜台词是杂志不能停刊,相反要更好地办下去。报告呈给了聂部长。

　　三天后,柯扬给他打电话,问他的意见,聂部长哈哈大笑,说:“我们当然尊重你们的审查意见。”柯扬悄悄地把意见又告诉了胡亚权。胡出了一口长气。当时出版社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总编辑曹克己与当时的社党委书记马谦卿都是一个态度:找出错误原因,全力保住杂志。

　　甘肃省省委宣传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继续办好这本杂志。10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杂志于第11期恢复。当年参与此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到现在都说自己挽救了杂志。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种“荣誉”。但这件事却给大家的心里埋下了一个阴影。

　　10月25日,1983年第10期与第11期合刊出版,《读者文摘》杂志再次艰难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