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室设在一栋旧楼上。

　　环境很差,甚至不能叫做办公室。社里给他们的办公室是三楼大会议室的一个角落。他们搬来柜子,隔出来个小房间。这个隔间大约有6平方米,只够放下两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这就是他们起初的办公地点。

　　创办一本杂志很可能是创造力的一种真实体现。他们认为,这本杂志的品味不应当太低。胡当时考虑,就是要办一本“高级”的杂志。“高级”这个词是胡亚权的自创,他的想法就是这本杂志不要那些过于低俗、过分言情甚至色情的东西。他们想象中的这本杂志不是那种能迅速火起来,一下子发到好几十万本的那种大发行量的杂志,而是一本耐看、能够“慢热”起来的那种。至于高雅到什么地步,两人心里也没有底,但这成为他们创办这份文摘杂志的一个基本底线。

　　当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读者文摘》的文风应当是人性化的。但一时又找不到一些可以代表这种纯新感情的东西,就选用了少量美国《读者文摘》的文章,同时约请译者,翻译国外的精粹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保持着奇怪的默契。两人平时商量事情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去做,如果谁提出一个创意来,而另外一位觉得不错,这件事可能会马上实现。而这种思想的磨合有时候就是在一次次对稿子的反复争论中统一的。反对与认同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寻找这本杂志的灵魂的过程。

　　许多的理念与想法都是在办刊的过程中慢慢地完整起来的。他们确定将“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十六个字作为最初的办刊宗旨。现在看来,这个宗旨仍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他们将自己的基本读者群确定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同时将大学生作为核心读者群。这个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杂志的品位与格调。

　　杂志版块划分为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活科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他们两人进行了简单分工,胡亚权负责选稿,郑元绪编稿。一切简单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没有美术编辑,胡亚权就凭着自己的那点业余爱好的绘画功底,自个儿担任了美术编辑。

　　一切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办刊物对这两个理科生来说,是平生第一次。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不懂操作,也不了解一本杂志的整体流程。所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得他们自己去创造。没有资料,他们就想办法到兰州大学与西北师大图书馆找,又从家里把自己的书与杂志也搬到了办公室。胡亚权先把所有的稿子进行一次粗选,然后把自己认为可用的稿子交给郑元绪二次筛选编辑。这种流水线作业此后成为杂志的基本编辑流程。他们选取了一些能够体现人间亲情与人性化的稿子备用,稿子差不多了的时候,胡亚权就开始组版。

　　胡亚权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版式,但业余爱好绘画使他的素描基础很不错。胡亚权的素描功底据说可以与一些美院的低年级学生一较高下,后来一些美院的学生听到后,却对此不屑。但看了老胡设计的版式与确定的杂志的美术风格后,却又难以置信。这是后话。

　　当时的胡亚权可是对画版式一头雾水,但勇气比才能有时更重要。胡亚权找来一些流行的报纸与杂志,开始研究别人是怎样画的。他与郑元绪一致公认版式画得最好的是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月刊》。这本杂志的版式干净典雅,对图文的摆布恰当舒服。胡亚权把这本杂志拆散,贴在墙上。每天揣摸别人版式的长处与特点。从模仿开始,体会别人的版式,慢慢地形成适合自己的风格与标准。

　　胡亚权在这种模仿与借鉴中,确立了杂志在内文版式上要体现阅读的方便、充满书卷气,封面的设计要在书亭中十米外就可以辨认出来等要素。可以说胡亚权在创造《读者文摘》起初的版式时,是把自己当时最痛恨的一些不舒服与杂乱的版式作为“敌人”来进行画版的。他在画版时,力求干净,简洁,不复杂,一切以方便读者阅读为第一要素。他讨厌当时流行的花边,认定简单的线是现代设计的精要,看上去舒服,与文章内容一致。这些原则对于《读者文摘》版式与美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这些风格都被固定下来,成了《读者文摘》的基本风格。

　　创刊号编到一半时,才想到应该请人为刊名题字,遂决定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赵老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擅长书法诗词,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名。他们觉得请赵老题字也与这本杂志的意趣相同。但赵老会不会题字,两个人却想都没有想,就决定在郑元绪回北京老家过年时去找他。当时他们都不认识赵老,只知道他住在一个小胡同里。郑元绪经过打听,找到了赵老家。一按门铃,出来一个很精干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赵老的秘书,问他有什么事。郑把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那位至今他都不知道姓什么的秘书说:“行,你把信留下来。”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郑觉得这事有点玄。几天后,没想到那位秘书竟打来电话,说写好了,请他去取。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按门铃,还是那位秘书出来,交给郑元绪一个小信封,叮嘱他们选用。郑打开一看,是两张二指宽的宣纸纸条,字写成一个竖的,一个横的。正是赵老亲笔题写的“读者文摘”,还有印款。郑元绪始终都没有见到过赵老,也没有能够走进那扇大红门。

　　这四个字如今已成为《读者》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刊名后来还发生过一段误会,有的读者看到杂志上关于赵朴初先生的题字后,误认为赵先生就是杂志的主编。到1982年时,《读者文摘》发行量激增。仍有读者来信说:“赵朴初先生办的这份杂志太好了!”为避免误会,遂将印款隐去。此后,一直沿用这幅题字至今。

　　刊名有了,封面却成了他们的一个难题。80年代初,好的照片非常难找,尤其是做杂志封面的照片更是少见。当然一种用原创性的照片做封面的意识也没有确立起来。最后他们听说出版社一位美编那儿有一组电影演员娜仁花的照片,胡亚权就用这幅照片做了封面。

　　一本杂志就这样形成了。1981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给甘肃省委宣传部打报告。申请创办《读者文摘》。80年代初申请一个刊号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半个月后,省委宣传部批复同意《读者文摘》杂志1981年4月起正式创刊,同时面向国内外发行。

　　《读者文摘》报刊代号为:54-17。当年暂定为双月刊,逢双月出版。

　　至此,《读者文摘》似乎可以顺利创刊了。但一件意外的事情,却差点使这本杂志在创刊前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