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期刊是一种智慧的活动,大到纵横捭阖,小到细微末节;明处须直面公众,暗处应精心策划;朝前要展望未来,朝后要洞悉历史,缺乏智慧怎么能行?

　　办刊又是一种冒险。冒险的乐趣在于永无止境,每天都做着明天的事,面临数不清的问题和挑战,仅从大把问题堆里理出其至要者,并机敏地处理好,已属不易。列宁说过,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要比十个聪明人提出的还要多。你首先得试着当傻瓜,然后再练就一身解决难题的本事。慢慢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提出问题不算本事,解决问题才算本事,漂亮地解决问题那算是真本事。好在,经验是在痛苦中被记住的。我们摸爬滚打,已有二十余年,最有效的经验可称之为收获,收获以外的经验只能算作教训,而教训的价值是很卑微的,所以宁可把经验二字换成体验来说,更显得自然和贴切些。所谓经验往往是不可学的,要靠自己去创造;体验可以说是脚和鞋子的关系,只有自己知道合适不合适。

　　办刊也可算是一种游戏,一旦你制定了游戏的规则,你就得玩下去,输赢在所不惜。胜面大一些,表示你技艺还行,或曰运气颇好。但是切记,你不得随意改变规则,否则你将玩完。因为历史将忠实地记下你的胜率和败绩,且毫不留情。写到这里想到一位旅美华人画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美是一种过程。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句话的含意。我们所做的事,一旦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美。这种美包含了所耗费的神智,所经历的痛苦、辛劳、鲜为人知的所有不安和期盼,以及成功后的百感交集。这样,便产生了所谓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只是过程的再现。

　　换言之,历史终归是过去,不可能是面对未来的灵丹妙药,所以我们仍在学习着,探索着,进取着,收获着,扬弃着,永无休止。

　　我接触过的作家、记者和朋友们,对我这类人常有一比。有人比作儒家,又说不像;好几个比作道家,有庄子倾向,也觉不妥。只有一位将我们比作堂·吉诃德。我比较认同。因为我们的所有行动和作为,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冒险。塞万提斯在400年前写这本书并塑造这位人物时,不知作何想,但我认为,那位中世纪骑士的思维方式之纯真善良和行为的执著与认真,是人类在欢笑之余可以无尽地去汲取的。妙就妙在,在那本巨著里,理想是现实的,而现实却是理想的。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读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使我们想到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读者》从存在的合理,到合理的存在,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路。《读者》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生逢其时。《读者》吸引千万读者认同,喜逢挚友。《读者》还以自己固有的气质成长着,性格鲜明。这三点,可视为《读者》取得成功的根本理由。

　　在一篇回顾《读者》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说过:

　　编辑部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48页印刷纸去看待,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作者曾有意把本书取名《公民〈读者〉》,并试图解读她,说明他赞同这一观点。《读者》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她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的前提下,又力图把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她恪守了中国风格,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包容和吸纳的态度,不妄自尊大。在多元文化中,《读者》还强调文化的综合性,设法在文学、艺术、历史、人文、科普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体现文化的文明本质以及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互补性、交叉性、传承性和永恒性。《读者》还试图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打通一条管道,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

　　《读者》的精髓在哪里?首先,《读者》是人性的。《读者》抓住人性这个主题不放,试图从多方面诠释之。在人性的大主题中,《读者》选择了真善美的人性追求,一以贯之地铺陈和展示,乐此不疲。她试图找到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通过那些优美的故事、文字和图画,感染人们,轻轻触摸到各色人等心灵的最软处,使人们从中得到领悟、抚慰、联想、净化、认同、关爱,甚至援助的阅读乐趣。

　　其次,《读者》是理性的,她既入世而又出世,永远用一种思索的神态看待这个纷纭世界。她力求客观地表达发生在世界上的许多事,但不去表露自己的观点和好恶。《读者》的内容编排长期没有大的变化,但思想却是十分活跃和冷静的,连那些好似信手拈来的小小补白,也须经过反复筛选,绝不随意。对于文摘类这种二次文献杂志,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技巧,更重要的是编辑的思想和责任心两种理念。

　　第三,《读者》是知性的。在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的探索。她注视着世界的变化,和中国读者一道携起手来前进。试着保持一种与时代的同步,甚至微微地超前。她再现历史,是为了今天的进步;她表达现实,目的是面朝明天。张伯海先生说过,《读者》在提高读者的同时,也在提高自己。

　　第四,《读者》是平民性的。她只是一介平民,和老百姓一样生活和呼吸。她视读者为朋友,而不是所谓“上帝”;读者待她如知己,可诉说衷肠,亦能鼎力相助。《读者》服务读者的精神、回报读者的行动、高质低价的策略,都来之此种缘分。所以,《读者》对教育的支持、对环境保护的号召,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认可和热烈响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简言之,《读者》体现了一种看似超然,实则亲近的人文关怀。作家李书磊评价《读者》时说,她的这种诗意的情调实际上代表着人生的正统。她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类自身存在的绝对认可。

　　《读者》的长盛不衰,一直受到媒体界关注,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读者》现象”。这种过誉,更使她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青年作家师永刚早有解读“《读者》现象”的冲动。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做了认真采访,想了想,然后用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感受,写成了这部书稿。他的一些过激的结

　　论和放大了的称赞,实不敢苟同,但我可以向读者负责地说,事件和事实基本是准确的。

　　《读者》的历史好像是一个谜,这个谜今天已大致被揭开。《读者》的未来又是另一个谜,这个谜面正在制作着。将来的谜底,只能由读者帮她去揭开,但愿这个谜底是更美好的。

　　写于新世纪元旦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