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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说的故事
来源:《读者》2006年第18期    时间:2012/12/12    阅读:6859次

作者:白桦

 

  一直,我都想讲这样几个故事——

  讲真话

  这个故事是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祁鸣先生告诉我的。他说:

  1981年巴金率团参加了在里昂——巴黎召开的国际笔会,又结束了对瑞士的访问,10月7日回到北京。13日是巴金先生很繁忙的一天,他先是主持了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会议做出了年内举行第二次中国作协理事会全会决定;恢复胡风的作协会籍;确定“茅盾文学奖”首届评奖的范围;听取筹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那天,胡耀邦还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巴金先生。胡耀邦一见巴金先生的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先生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中国的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和他的《苦恋》。”这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先生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祁鸣先生对我说:“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中共高层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和领导人不同的观点,巴金先生却在批《苦恋》的大潮中,胸怀坦荡地为作家们大声疾呼。”至今祁鸣先生提起这件事来,依然热泪盈眶。通过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巴金先生是这样讲真话的。

  狂生

  这个故事来自蒲松龄先生的《聊斋》。蒲松龄先生在他的书中直截了当地描写出人间的鬼怪和狐媚,我们却从这本书里看到的是鬼怪和狐媚的人间。《狂生》这大约是《聊斋》里最短的一篇故事,请允许我在叙述时做一点点加工。说的是,一个县官在某县刚刚就职,为了解除寂寞、附庸风雅,很想找一个文人交往。据当地人说,本县只有一位文人,但他非常潦倒,身无立锥之地,非法占住在凋敝的城门楼上,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这位县官不耻下问,和他交了朋友。于是,他们就诗酒唱和,彻夜对弈。但是,这位朋友有不少毛病,就是不修边幅,出言不逊,直言犯上,但县官毕竟是县官,经常感到难堪。最后县官终于想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他搬下城楼,入住县衙,委以小吏,而且让他经常包揽司讼、收受了不少红包。于是这位文人的毛病就好了。从此,在县官面前俯首帖耳,举止猥琐,开口县尊,闭口首长。最后,连县官都对他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文人了。

  不死花

  虽然我是那样重视我的文学守望,也很努力。但年华已逝,最后能够留给未来的怕是只有一些枯黄的落叶,它们只能发出最后的叹息而不再是慷慨悲歌了,这是自然的悲剧。我记得,1986年秋天,我和几位中国作家出访前苏联,在顿河边的峭岸上,拜访了我最喜爱的作家萧洛霍夫的故居,这位作家曾经给前苏联文学留下了一部最后的经典,那就是《静静的顿河》。我们在萧洛霍夫的亲人陪同下给他扫了墓,他的墓地就在他家的后院里。夜里,我久久地在顿河边徘徊,在阿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的氛围里呼吸着顿河草原上秋天的芬芳。离开维耶申斯卡雅的那天早晨,我们正在机场上等待起飞,突然,萧洛霍夫的小孙子沙沙匆匆赶来。气喘吁吁的沙沙捧着满怀的干花。沙沙对我们说:“奶奶让我送来的,这是顿河草原上的花朵,他的名字叫不死花,是爷爷生前最喜欢的花。爷爷去世的时候,奶奶在他的棺木里铺垫了很多这样的不死花。奶奶说,把这些不死花分送给中国作家们吧!这些花朵在顿河的春天里开放,即使是到了严寒的冬天也不会凋落,它们是不朽的文学的象征。”我接受了一束不死花,但我立即用花束捂住了自己的脸,因为我像孩子那样哭了。我还能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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