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痛》的厚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警世意义。作品不是无病呻吟之作，它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告诉读者，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农民工进城潮的兴起，农村两千万留守儿童的命运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虽然也有少许留守儿童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与适当的照管，但多数留守儿童的处境实在堪忧。由于父母亲情长期疏离、学校偏向应试教育、社会影响诸多不良，农民工自身缺知少识，安全教育疏于形式，法制环境不够健全，心理沟通缺少渠道，关爱机制尚未形成，所以在一些留守儿童群体中滋生许多令人揪心揪肺的案例。那些弱小无助的留守儿童，或发生不该发生的意外死亡，或导致本可避免的终身伤残，或性格孤僻怪异，或抑郁悲观，或自艾自怨，或自暴自弃，或堕落沉沦，或违法犯罪。如果我们党和政府不解决好这两千万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么未来的中国不知会增添多少难以预测的负面因素！

　　《世纪之痛》告诉作家，文学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不是匍匐权贵脚下的奴颜，不是垂涎富翁指缝间的乞讨，不是沉溺少数人情感世界的纠葛，也不是猎奇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具备自觉关注底层大众民生的良心和责任。作者以母爱的天性、作家的良知、社会活动家的敏锐和拓荒者的勇气，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历时数年，跋涉百县，深入基层，走访农家，到学校座谈，发问卷调查，写书信答疑，进看守所探视，同1600多位教师和1900多名留守儿童倾心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梳理问题，指出危害，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艰辛努力，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自费的“业余”行为，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更让我赞佩的是作者关于作家社会责任的精论，她说：“作家首先应该是不畏艰险的社会活动家，应该以关心社会命运为己任，应该是唤醒社会良知的号角，应该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手。作家着笔泼墨，就应该如同天石坠深潭，掀起一池水，高扬其清，直击其污，让灵魂受到真善美的洗礼，让心路远离假丑恶的羁绊。为此，同样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和魄力。”

　　《世纪之痛》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关注民生、选题重大。文学的题材广阔无比，凡是人类思维所及之处都可以提炼文学的题材。但是各类题材确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缓急之隔。越是重大而紧迫的题材，越是关系更多人切身利益的主题，越能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因而也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世纪之痛》所以能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并被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同时列为200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篇目，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饱含真情、熔铸大爱。文学应该是大众的精神大餐，文学应该把人民作为母亲。没有大众，文学就会失宠、失业；离开人民，文学就会失去营养源泉。因此，文学对人民大众必须满怀真情挚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哀其所哀，痛其所痛，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美其所美。《世纪之痛》所以能给读者以心灵震撼，正是因为它对广大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倾注了感人肺腑的真情大爱。

　　三是观察敏锐，分析得当。报告文学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要善于去伪存真，避虚就实，梳理出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剖析，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世纪之痛》的作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所得第一手材料非常丰富。但是，作者并未有文必录、有事必陈，而是从家庭、学校、社会的不同空间透视留守儿童的困境，又从亲情、友情、性格、心理、教育、法治、舆论和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然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总之，鲜明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勇敢的探索精神、博大的挚爱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优美的文学语言，均为《世纪之痛》增色加分。一位青年作家完成时效性如此强的报告文学，驾驭如此重大的主题，而能达到如此境界，确是难能可贵，我们理应对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给予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