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大道的追求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力倡导“人”的解放,于是“人的文学”成为一个世纪的关键词。站在“人道”受到“天道”和“兽道”压迫的角度观之,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一个世纪的文学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不过,另一方面,在强调甚至夸大“人”的作用时,文学对于“天地”则失了敬畏之心,天地大道也越来越为作家所忽略。散文也是如此。如果让人的欲望、无知甚至哪怕是才智遮盖了日月星辰,远离了天地大道,散文就会是肤浅的、幼稚的、愚蠢的,甚至是可怕的。

　　2007年散文最可喜的收获是范曾的《寂静的世界》(《北京文学》2007.8),这是一篇融天地于心间后羽化而成的散文精灵,是一首通过天地大道的孔窍吹出来的美妙乐音。作者写的是聋哑人,写他们美丽的姿容,更写他们内心的宁静、温情与善良。当耳聪者经不住当下世俗的烦扰时,这些聋哑人却是幸运的。不仅仅如此,作品还将聋哑人与天地大道联系起来思考,于是写道:“钝于言说者敏于心灵,这是历史上不少思维敏锐而圆融的先哲们留下的事实。‘大辩若讷’(老子语)的人常常是沉默寡言的。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将天地大道作为自己散文写作的内在依据,是中国传统散文的特长。然而,中国现代散文由于过于相信和强调“人”的力量,而将这一点忽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范曾的《寂寞的世界》具有与中国传统散文“大道”对接的可能性。

　　值得重视的是,与范曾以往散文的重于说理和理大于文不同,《寂寞的世界》是一篇美文,其中透出心灵的光芒四射。如作者这样写道:“聋哑人在舞台上演出的千手观音,简直是人类表演史上的奇迹,他们凭着光影的指挥和相互感觉的启示,一切动作是那样协调地和背景音乐严丝合缝地融洽。聋哑人知道自己美丽,他们一个个面如冠玉,臂若柔藕,他们展示出了宗教的圣洁,而千手观音所寓示的是允善允能、无所不在的关爱,聋哑人以此造型给了耳聪的群族以心智上的启发和灵魂的震动。聋哑人不只在舞台上,同样会以那充满智慧的双臂,奉献他们灵智之果于社会。”只有将大美和天地大道奉为圭臬,方能写出这样动人的文字。

　　由于范曾非文学家,所以他的《寂寞的世界》在结构上还有点“散”,而在如何突破老庄思想和另创新意上亦缺乏自觉,这就使其作品难以达到天地至文的境界。不过,他的努力是颇有价值的。另一位关注天地之道的是韩美林,他写了《神鬼造化》(《散文海外版》2007.3)一文。它虽远未达到范曾的理性自觉,但通过“天书”的思考与体悟,也分明表现了“神鬼造化”所显示的天地大道。如作者说:“就像是个聋哑美人,不会说话不一定不美,为什么一定要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呢?对古文化也一样,不用它看它行吗?不用它写它行吗?音乐里C小调F大调可以用‘无标题’音乐让人们去品、去听、去联想、去享受。而这些遗存下来的文化不也是C小调F大调吗?这是大文化,是中华民族呀!”虽然韩美林没有说出来,但他所说的显然是“天地大美而不言”的思想。

　　有了对于天地大道的关怀,散文才不至于陷入狭隘、肤浅、自私、自利的困境,才能获得更丰富的内蕴、哲学的境界和艺术的魅力。但可惜的是,整体而言,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更没有形成一种明显的倾向性。

良知与道义担承

　　近些年文学最大的误区之一是个体化与一己化的喧嚣,而时代、国家、人民甚至道德、良知和真善美都在许多作家的摒弃之列,散文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身体写作、下半身的张扬、象牙塔中的呓语,还有私人的恩怨得失;惟独缺乏充满人间正气的歌唱,即使有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散文也是概念化的,缺乏历史感和文学性。2007年的散文令人振奋,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主潮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美文佳作。

　　余秋雨《黑色的光亮》(《解放日报》2007年7月27日)一文值得称道。黑者,墨也,是墨子的代称。于是,余秋雨集中赞美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和尚同。文中充满了对墨子的崇拜之情,也包含了对现代社会人生的批判与警示作用。其实,作者在通过墨子倡导一种精神,一种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忽略的精神,即“黑色的光明”。有意思的是,作者是用“色彩”阐释和区别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他将庄子视为飘逸的湛蓝色,将法家看成沉郁的金铜色,将孔子说成堂皇的棕黄色,将老子当成缥缈的灰白色。然后又说:“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他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这就是墨子。不论余秋雨的感觉体悟是否正确,但他的透视点、敏锐和灵气,为其散文注入了活力、魅力和深度。这是一篇思考中国文化和人类发展和命运的力作。

　　耿立的《赵登禹将军的菊和刀》(《散文海外版》2007.4)是一篇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从题材上看,它并无新意。但是,作者将一腔爱国之情如浓墨般泼洒其间,充分显示了赵登禹将军和他手下战士的铮铮铁骨,他们都是有血性的男儿,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写到赵登禹的警卫,一个十八岁的小战士,因从未见过女性乳房,而违纪偷摸了一个中国少女的乳房。当得知事情真相,少女竟然当着众战士的面,结开衣服、露了乳房给敢死队员看。再后来,这母女俩却双双在门板上自尽!文章写得惊心动魄,如有神助,将中国军民尤其是女性的伟大与光辉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震撼。

　　陈祖芬的《童话与“小小世界”》(《光明日报》2007年9月27日)强调心灵的纯净,其中多有警句和灵感,给人妙不可言的感觉。作者这样说:“健康阳光的人必定有一颗童心。天真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头。”“人总要长大的,但眼睛不要长大;人总要变老的,但心不要变老。”“快乐是有‘利息’的。爱和快乐可以激活免疫功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在这里,陈祖芬试图用“童话”般的心灵这个“小小世界”,来面对、擦拭、改善和完美这个被严重异化的世界人生。

　　让文学完全服务于政治,使之成为工具,这是错误的;但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完全分开,甚至绝对地隔离开来,也是一种歧途。因为文学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时

　　代、社会和政治,只是看你怎样去反映和表达。2007年的散文较前几年有明显的纠偏,即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道义的力量,从而给散文增加了厚重感和活力。作为民族精神和人类情怀的发声器,文学尤其是散文必须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跳,思考人类的未来及其命运。

自我灵魂的吟唱

　　不论是纳天地于心间,还是与时代、政治和人民血脉相连,从根本上说,文学仍是独特个体的心灵歌唱,而散文更是真诚、自由和自然的心灵独白。前面提及的作品都是如此,它们仿佛是高亢的独唱震撼着人们的灵魂。不过,还有一种歌唱是低调的、舒缓的、吟哦的,它常常因漾起心灵的微澜和悸动而感染读者。这是2007年散文的另一大特色。

　　与前几年相比,2007年的不少散文具有边缘化的特点,且显得更加宁静、平淡、纯粹、自然,一副超然事外的悠然,而诗意情怀也在作品中弥漫。有的写自己的村庄,有的写自己的亲人,有的写自己的都市,还有的写文化名人,也有的写读书和收藏,更有的写一草一木、美酒名茶。不过,他们都既能透进去,又能自然而然地升华出来,充满着人生的智慧。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许俊文的《乡村散板》(《散文》2007.3)、王尧的《一个人的苏州》(《黄河》2007.10)、彭程的《父母老去》(《十月》2007.1)、舒婷的《大美者无言》(《上海文学》2007.3)、李敬泽的《中和之大美》(《人民文学》2007.2)吴冰的《永怀爱心的妈妈》(《十月》2007.3)、杨继国的《淘玉记》(《十月》2007.3)、陶方宣的《女儿红的古典情怀》(《黄河》2007.2)、王芸的《与昭君无关的祭奠》(《海燕﹒都市美文》2007.8)等。

　　与以往的农村散文相比,许俊文的《乡村散板》写得真,体会得透,表现得也平实自然,诗意更为浓郁内在。作品这样写道:“风是乡村的魂。”“播种的时候,我常常攥着种子遐想,这些种子去了泥土里之后,它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村庄里来了,就像一个个日子。”“至于霜降,我想它更像是秋天念出的一句黑色的咒语。”“祖父自言自语地说,……你说这世上谁最伟大?……祖父摇摇头,小声说出‘时令’二字。”这是经过眼睛、头脑、心灵锻造的最为朴实无华的“诗”。王尧在《一个人的苏州》中的低吟浅唱、一咏三叹,一种水也洗不净的矛盾、困惑和忧伤袭上心头。彭程在《父母老去》中之平静感悟与超然达观,运用的是一种淡得不能再淡的水墨画法。杨继国的《淘玉记》更是突破了收藏误区,有着高尚的人生境界和品位,他说:“比起玉的永恒、坚韧来,人的生命还是十分短暂、脆弱的。因此,与其说是我们养玉,不如说是玉在养人。何况,凡物有聚就有散,我们都不过是这些玉的暂时保管者,又怎敢成为它们的永久主人呢?我想,有了这种心态,才真正能与那高贵、晶莹的美玉相配,也才能算是真正懂得玉的人。”语气低沉,表述简朴,道理深刻,其中人生的智慧是颇值得品味的。

　　当然,2007年散文也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多数散文过“散”,缺乏提纯、升华和淬火;二是过于倾向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对西方文化精神吸收得很不够,从而使散文缺乏融会和张力;三是创造精神不足,不少散文过于注重公共话语和流行色调,缺乏更为个人化的独立创造。

　　我认为,今后中国散文的健康发展应有这样的理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人心,有天地境界、人类情怀、民众立场,强调生命、文化、人生的智慧,突出文学性和审美性,总之,致力于“天地至文”的书写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