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其人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1948年随家人到台湾。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求古编》、《寻路集》、《万古江河》等。

　　要有人说话，每句话都讲来龙去脉，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讲起，那个人可能是他；

　　要有人在饭馆吃道菜，回家后考证菜的做法源于何朝何代，那个人可能是他；

　　要有人写中国历史，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那个人一定是他。

　　———他，就是著名史家许倬云。

　　如今，“叫座”的历史书不稀奇，但“叫座又叫好”的却寥寥无几———许倬云就写出过一本，《万古江河》“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海内外销量以百万计，同时在国际史学界赢得了好口碑。记者了解到，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著，也将于今年4月份在全国书市上亮相。日前，他在美国家中接受了本报电话专访。

　　许倬云自称有福之人，念书时遇到好老师，成婚时遇到好老婆，连先天性残障也让他“得了好处的”

　　1930年出生，孪生兄弟健康，他不是———手掌内曲，双脚无踝，足背向地，成年后肌肉不发达，只能借助双拐行走。这一境遇让他深味了“兄弟如手足”的情谊。“弟弟如手如足，我缺手，他给我手，我缺足，他给我足。”品尝不到歧视滋味，让他相信了“不必通过争斗，来换取生存空间”。他安于踏踏实实地与自我相处。“觉着孤单了，就靠看书打发时间，或到树林里独对一片晴天”，学会了“往里想，不往外认”。

　　身体有恙，加之战乱，许倬云高中之前一直没进过学堂，接受的都是不系统的家庭教育。“父亲是一位海军将领，他曾接受的海军教育，不仅仅在教授一个武人，更是一名绅士，所以他史地知识非常丰富。他给我讲古，听了广播新闻给我讲，看到了什么也给我说说。”据他回忆，少时随家人逃难，逃的一路，都是《三国演义》中故事发生地，“逃”一路，父亲的故事讲一路。“我到大半部分地方去做过‘事后诸葛亮’。”

　　在台湾报考大学时，一位做英文教授的好心伯母，念及他腿脚不便，帮他填报了台大外文专业，“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这场与台大的缘分，奠定了10岁便好《史记·项羽本纪》的许倬云与历史学的缘分。“当时，从校长傅斯年到教务长，再至系主任，全都是学历史的。”许倬云入学考试的历史考卷，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那里。入学后两三周，傅校长便跟这位新生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当年，台大历史系汇集了不少“大师级”人物：许倬云跟着李济学考古，跟李宗同学古代社会，跟董彦堂学商周甲骨文……因为许倬云走路不方便，李宗同找三轮让人把学生推到自己家里上课，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董作宾教他也是一对一，一讲一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

　　大学毕业时许倬云考研究生，因为“不健全”，考了奖学金的第一名也没能被录用。“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就找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华侨徐铭信先生，由他捐出1500美金，这钱不够，我就申请学校，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这样我就去了。”

　　芝加哥大学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许倬云再次因为身体原因受到“优待”，教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一对一”教他，到医院病床前和他一边讲，一边讨论。

　　更让他意外的是，刚到芝加哥大学报到时做的体检，让学校的医学研究者对他“难得一见”的手脚大感兴趣。医生主动问“病例”愿不愿意就地治疗，许倬云说：“没钱。”医生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据“研究病人”回忆，他8月去美国，那年圣诞节就开刀，“开了5次刀，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

    因容不得“虚假”，与李敖有过严重冲突，对胡适也多有“不敬”

　　记者采访，许倬云不忘“考证”记者名字的写法；在家看报纸，他会“考证”别人说话有没有前言不搭后语；到饭馆吃了顿饭，他考证起中国小炒菜的根源；对许家的来龙去脉，他自然也是下过功夫的。据他考证，许姓都是炎帝后代，与黄帝无关；许家先祖原籍福建，乾隆年间一房迁往无锡；无锡老宅，前门叫东河头巷，后门叫小河上。朋友打趣道，许倬云讲话，总要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我总觉得，不那么叙述，似乎就落了东西。我想把我说的每一句话的来路，都交代清楚。”

　　考证，已然成为许倬云的职业习惯。小到故居如今的门牌号码、祖辈下葬之处变成了今天的水泥厂，大到《什么叫历史》、《为何要有历史学》，他都要说得明明白白。“跟法官的职业习惯差不离，不愿意随随便便上当，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混过去。”

　　“考证是枯燥的，但对学历史的人而言，是一个基本的训练。不下考证的功夫，没办法知道一个使用的数据、原材料、一件事情叙述的过程，是否有虚假错误。”因容不得“虚假”，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与当年的台大研究生李敖之间，有过严重冲突。“李敖在《文星》上写文章，其中涉及我的老师们，我熟悉老师们的事情，发现文中有些东西完全出于李敖的编造。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

　　不小心搞错、误认材料，在许倬云看来尚可原谅，但存心作假是不可原谅的。对胡适先生所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许倬云“凭自己史学家的良心，凭一个史学家的判断能力”，认为胡先生讲这句话，是一个反讽。

　　在《什么叫历史》一文里，许倬云说：“历史确有许多故事，然而说故事并不是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历史也会牵扯许多年代，然而年代不是史学主要内容。”“历史是我们人类行为的记录”，“我们也许不见得会有明天，但我们一定有过昨天。昨天、前天的一切，去年、前年的一切，上一代的一切，无数代过去的一切，都对你我的想法、做法以及你我的生活环境有所影响。”“研究历史实际是为明白自己、了解自己。”

　　曾与作家王小波有师生缘，“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

　　在电话另一端联系上许倬云时，他正在为一本刚收到的中学同学录难过。“七八十岁了，在同学录上还写歌颂文章，干吗？当年一起意气风发，60年过去，怎么腰就直不起来了呢？”

　　每每伤心，他会觉得孤独。“别人再不懂得我，有我太太一个人懂得我，也就行了。”

　　太太是他在台大时的学生，毕业后第三年两人开始来往，此后一生相伴。“我和她之间不是爱情问题，比爱更深。这不是普通的爱，是互相的信。”能找到“信”，则源于“不委屈自己”。“每个人都有弱点，要认识自己，不要因为欲望而委屈自己。求朋友也好，求爱人也好。不要为了任何东西迁就，不要低头。”

　　现在，许倬云的时间被分成了几块，基本上仨月仨月的，有时候在匹兹堡，有时候在台湾，有时候在南京。“到南京，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

　　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余纪忠辞世后，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

　　如此许倬云，年轻时却因心直口快，常被同事、朋友视作咄咄逼人。“我的老校长，后天就是他100周岁生日，前些天还会跟我说，许倬云啊，你要学一学，开会时能不能听完人家三分之二的话以后你再讲啊？你第一句话讲出来了，人家跟你辩驳，辩了两个钟头以后，又回到你的原话上去。他不感激你他怨你啊，三分之二讲完了，你做结论，许倬云啊，你听懂了？”

　　在匹兹堡大学，许倬云遇见过一位内地非常著名的“学生”、作家王小波。“他没有读学位，是因夫人李银河到美国陪读的。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对作家的文字，许倬云也会提意见。“我跟他说，文章要干干净净，而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了，要练字练句。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指出哪些是浪费。”

　　对于有些读过书的人不敢说真话，在许倬云看来，是因为有欲望。“美国现在似乎只有专业人士，没有知识分子；知识现在变成了一种商品，可以卖钱的。人和大猩猩的基因，98%是一样的，就2%不一样。但这2%，是很了不起的2%。1%是语言，另一个1%是抽象。语言那部分不会丢，思考那部分是会丢掉的。很多人把抽象这部分不要了，就去依样画葫芦。在美国一些独立求生的学者，照旧依样画葫芦歌颂啊，他干吗？他在歌颂干什么？他真的是在爱国？很难让人相信。”

　　许倬云自称从不迁就：“我这材料，反正就是破破烂烂的材料，哪怕烧出一丁点火光，值！愚昧、贪欲、恐惧，是人性里三个最大的弱点。人类不能靠心理学、靠宗教去面对，要读书的人、受教育的人启发出一条路，自己给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可以不慌、不忙、不糊涂。然后，这些不慌、不忙、不糊涂的人，让人晓得，可以有不慌、不忙、不糊涂的时候。”

　　自50岁起便觉得“全人类”和“人”个体是最真实概念的许倬云，对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也有自己的看法：“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所以他讲的这个并不完全可用，世界并不是那么平。”他理想中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