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良性的批评氛围应当让批评家能够充分自主地表达个人见解，被批评者坦诚、认真地回应问题，而读者和其他第三方就事论事地发出呼应。

    我常常在想:批评难道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我指那种批评者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而被批评者同意则接受，不同意则反驳，不论怎样，学术讨论就是讨论，与人事关系、朋友交情、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没有关系。

    周立民:青年批评家，现供职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闻过则喜，是圣人的话，对常人来说有几个能够做得到的可就难说了；不过，闻过不喜也属于正常，雅量者，常常是旁观者最好的风凉话，却是当事人迈不过去的门槛。但不高兴归不高兴，接下来能够认真对待批评、反思问题或者回应批评，也算坦荡君子了。等而下之的是编尽理由来证明自己说的一加一等于三是对的，哪怕在地球上不对，在月球上也对的；还有以比窦娥还冤的姿态强调自己错得有理，而对方的批评反而实属不当了。当然，这种近乎无赖的态度还算文明的，更有甚者是勃然变色，破口大骂，你说我不对，你就完全正确吗？让我也来出出你的丑！于是演化成眼中挑刺的全武行。最近四川和北京的两位教授因为一篇书评的争论就愈来愈走上这条道儿了(请参见:陈香《学术批评招致谩骂:当下学术批评何以如此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30日)。被批评者当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不回应对方指出的问题，以这样差不多是儿童不宜的语言在回骂，那真是……真是出人意表啊。这样的事越发让人困惑:难道除了“捧”和“骂”如今就不能有真正的、坦诚的学问切磋、学术交流了吗？

    当批评只有“抬轿子”和“打棍子”两条路可走的时候，它的信誉注定要一落千丈。近来关于批评和批评家的批评越来越多，说他们丧失学术道德，缺乏独立意识，利益大于真理等等，都有道理，但又是什么让批评家丧失操守变得“不是东西”了呢？批评家自身当然难辞其咎，可这与总体的学术氛围和批评环境有没有关系呢？一个良性的批评氛围应当让批评家能够充分自主地表达个人见解，被批评者坦诚、认真地回应问题，而读者和其他第三方就事论事地发出呼应。在这样的机制中，批评家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个人见解的表达除了决定于个人的学识、修养、良知等等之外，实际上还受制于其他两方面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喜欢吹鼓手，那么吹吹捧捧的批评就会多起来；如果批评被赋予了严肃的学术讨论之外的权力，那就容易棍子横行。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不正常的舆论环境使得很多正常的学术批评也令人“想入非非”:即使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也被认为是拆台、使绊子，这样难免形成一种只有赞誉、没有批评，只有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学术状态(见:陈香《学术批评招致谩骂:当下学术批评何以如此难》)。见了表扬，喜不自胜，人之常情；可一旦遭遇批评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方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而是对方的动机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意图(或者阴谋！)？与此同时，对方不再是探讨学问的对象，而立即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神经也形成了一个阵线分明的奇怪逻辑:是朋友，就得相互吹捧；唯仇敌，才有互相批评。庸俗的社会关系融进了纯洁的学术讨论中，本来正常的批评都被理解成变了味儿的打击。需求决定了产出，批评家也不是傻瓜，这种时候都知道大家见面了握手、拥抱、“今天的天气哈哈哈……”比怒目相对、大打出手要舒服得多，更多人在用沉默纵容这种风气，非得表态的时候，那就: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简直太好了！

    我常常在想:批评难道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我指那种批评者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而被批评者同意则接受，不同意则反驳，不论怎样，学术讨论就是讨论，与人事关系、朋友交情、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没有关系。——我知道，这话一出口就会得到两个字的批语:天真。天真就天真，我想大声说我向往这种天真，也期望有一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学术环境。而且，这样的天真事情不是没有过，有些事情已经被人讲过很多次了，但我还是愿意再复述一遍。比如批评家李健吾(刘西渭)与巴金、卞之琳之间的争论。李健吾评论巴金的小说《爱情的三部曲》的文章发表后，巴金立即撰文逐项反驳，甚至不无嘲讽地说李是“坐着流线型汽车”看走了眼，根本不理解小说的实质。李健吾没有屈就作者的想法，又写了《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并明确表示:“我不惧悔多写那篇关于《爱情的三部曲》的文字”，“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白’，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足以强我影从。”谁都没有说服谁。关于卞之琳《鱼目集》中部分诗作的评论也遇到类似情况，虽然李很欣赏卞的诗，但作者并不领情，发表文章认为李错解了他的意图，甚至对于李文章中“没有内容”的批评大为光火，表示要“断然唾弃”，而李则更为坚定地表示:“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思想的交锋没有四平八稳的，言辞中也不都是不温不火，我更为欣赏的是不论观点分歧有多大，言辞有多么尖刻，这些思想、学术的交流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相反更能看出他们之间友谊的纯洁、真挚。他们当时是极好的朋友，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同样是。解放初期，当有关部门调查李健吾的“历史问题”时，巴金仗义执言，写材料证明李健吾的清白；而巴金始终不能忘记的是“文革”中李健吾托人带款给他的深情。人们所熟悉的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也是这样的，从当面争论，到文字上的交锋，这对文学观念不一致、争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小说家，不是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吗？而且，他们从来也不以一团和气掩盖这样的分歧，这些论争的文字始终保留在各自的著作中至今仍在印行；观点的分歧坦荡地见诸文字，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用不着去怀疑谁捅了谁刀子谁不够哥们儿。“朋友”、“同道”这样的字眼并没有拴住人们的手脚和思想，没有阻隔正常的讨论和交流，“批评”的第三条道路也完全可以从规划图中落地施工。

    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坚定了我的看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抄袭了李辉的《封面中国》，此事被一些媒体指出后，出版社没有因为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就遮着掩着顽强地辩护着，而是认真查证，不久，我看到了他们的声明，社长说明情况和致歉的专访。这之前，我写过文章批评过出版社对此类书的把关不严，现在我要说，我同样也欣赏出版社处理此事的态度:不回避问题，勇于承认错误，将问题摆出来请大家一起来探究解决办法。大气！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错了也就错了，老老实实认错、纠错也是一种胸怀，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少犯错误，才真正看重和维护了自己的声誉。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一种难得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良性呼应的氛围。批评需要有不和谐的声音，但也要有容得下这声音的和谐环境，这样才有可能给人明辨是非的力量，而不是恨铁不成钢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