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当心啊，这本书非常危险。你要是打开它，就会一头扎进去，再也出不来。它用魔法迷惑你，使你陷入流沙泥潭，用甜言蜜语哄骗你，就好像一种乡愁，但这个家乡却是你不知道的，除了让－雅克·舒尔，可能也没人参观过。”法国《读书》杂志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个回不去的家乡，乡愁弥漫的，是作者的青年时代，是影响深远的整个六七十年代。

　　在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一个矛盾交汇时期：一方面，这是二战之后繁荣发展的30年的一部分，社会秩序稳定，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精神危机越来越深刻，1968年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危机的全面爆发。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股现代主义潮流，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给文化带来了新的繁荣。而战败的德国在1954年的世界杯夺冠后，德国人重新扬眉吐气。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渐渐沉淀。《英格丽·卡文》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梦幻的时代。

　　《解放报》的评论说：“《英格丽·卡文》有很多种读法——六七十年代纪事、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它最成熟之处在于整个的统一性，仿佛多种材料的完美糅合，让人完全看不见缝合的痕迹。”

　　作品的主人公英格丽·卡文1938年出生于德国小城萨尔布鲁克。歌德描绘这座小城说：“景色宜人，房子全都刷成灰白色，高低错落有致，给人变幻无穷的印象。”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一所营房里，她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还有他们的指挥官——她的父亲，在“元首”的画像的目光注视下，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这是她第一次登台献艺，那时她才四岁半。她父亲指挥一个海军基地，有空时坐在钢琴边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英国的轰炸机来了，炮弹让这座小城和她家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漂亮小姑娘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她的皮肤出现可怕的变态性反应，全身都是伤口，裹着毛巾和绷带，就像“一具长着一副金嗓子的干尸，一个有活动关节的布娃娃”，常常疼得彻夜难眠。她在音乐的旋律与疾病中长大。成年之后，她主演的音乐剧《把世界停下来》取得巨大的成功。她和情夫住在慕尼黑市郊的别墅里。

　　也是在这个时期，法斯宾德带着他的剧本《卡策马赫尔》找上门来，请她出演里面的一位小城的歌唱家。两年后的1971年，她向他求婚。她和他一起合作拍摄了《四季商人》、《一年十三个月》等多部电影。这段婚姻结束后，她来到巴黎，在科克托的一部电影中扮演女王。在蒙梭大道5号，伊夫·圣·罗兰直接在她的身上为她裁剪出一条美妙典雅的裙子。他说：“一条成功的裙子应该给人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她在巴黎穿着那条裙子初次登台，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后来她与本书作者让－雅克·舒尔住到了一起，两人相依相伴，直到现在。

　　这部作品以英格丽·卡文的生平为线索，以“小说”的形式，通过她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英格丽·卡文、法斯宾德、伊夫·圣·罗兰、马扎尔、夏尔，他们是战后那一代年轻人的代表，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方面，作者像传统的小说家一样将他的人物放进一个动荡缤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特殊外部环境来发掘并展示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世界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音乐、电影、时尚界的风貌。另一方面，作品对于主要人物英格丽·卡文的描写采用了传统和现代并用的实验手法，通过切分节奏、瞬间场面、短暂画面、倒叙往事的闪回镜头、组镜头、特写、镜头的推移等电影表现手法，更像是在拍摄一个女人，而不是在描写一个女人：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女人，一个极度时髦、酗酒、吸毒的女人，她的姿势，她的心情，她的神态，她的烦恼，古怪行为，她那无法抗拒的魅力和忧伤。那是一个令人怀念、向往、感叹的业已消失的时代的影像。小说从头到尾都充满对她的大量描写，从那个穿着有绒球的毛皮大衣的四岁半的小姑娘，到现在魅力四射的歌星。在聚光灯下，她“时时刻刻充满活力，表演富有创意，就像一个有活动关节的木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是活的”；在舞台上，她“像斗牛士一样沉着冷静、像佛家僧人一样轻松专注、像妓院的组织者一样充满活力”；她“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符号语言、引诱的技巧，可以随意地用一个小手势或者一个声调让观众哭泣或者发笑”。

　　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法斯宾德，这位德国电影神童无疑对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产生过巨大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英格丽·卡文是在1971年嫁给法斯宾德的，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这位德国电影史上的怪才导演37岁便英年早逝，更使他充满神奇色彩。

　　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则是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书中有几处提到伊夫·圣·罗兰，他就着英格丽·卡文的身体裁剪衣服，“在裙子里仿佛注入了灵魂”。早晨五点钟，他在一座公园的湖边，“柔声地和蔼可亲地同鸭子说话，鸭子在他身边围成了半个圆圈”。艺术大师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夏尔则是作者舒尔的化身。他自嘲是“一个脸色苍白、穷困潦倒、冒充高雅的胡格诺派犹太人”。在永无止境的空虚之中，他在干什么呢？他读报纸，剪报，把它们归类，丢失，见一些上流社会的人，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穿着和精神特征。他附庸风雅地跟在他们后面，就是为了截取他们昙花一现的“风雅”。他迷恋卡文、法斯宾德和马扎尔过的豪华生活，“可卡因，来来往往的女孩子、妓女、优秀女演员，所有这些钱在转手，女孩也一样，桌子的一角是填好的支票，床底下是成箱的美金，床上是女孩……”他就像个窥淫癖者，成为他们古怪人生的永恒观众和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作品还用同样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了法斯宾德的婚礼和葬礼。他和英格丽·卡文举行婚礼的时候，穿着白色礼服，非常正式，但在午餐祝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幸福和玻璃杯，是多么容易破碎。”而新娘呢，唱了一首老歌：“一切都随风而去，一切都烟消云散……”而法斯宾德的葬礼则更富戏剧性“他的尸体在解剖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演员和生前好友，却一无所知地对着空棺材举行追悼仪式，这像是死者本人导演策划的一部最后的电影。

　　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顺序的限制，割断了逻辑衔接的故事情节，仿佛法国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一部手法随意的电影，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反复的镜头推移，通过镜头语言来构造文本，并用纪录的视角描述故事。在空间处理上给人的感觉也是随心所欲。现实、梦境、想像、幻觉、潜意识交错呈现，文字组成的画面穿插在文本中，一个回忆唤起另一个回忆，一个细节引出了另一个故事，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从一段引文到另一段引文，全都是碎片，被切断的句子。正如《新观察家》说：“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书的最后部分，舒尔最终立起了一个形象：一个歌手，一个女人，这同时也是小说本身的形象，就像一组流动的拼贴画，神奇的，同时又是犹犹豫豫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走近英格丽德的歌声与生活，走近法斯宾德、圣·罗兰和舒尔，也就是走近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