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名字我当然知道。我还有幸在中央团校二期直接听过立三同志的课，他讲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他是中国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说是犯过“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的错误。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李莎大姐是苏俄人。

　　我是晚辈，我当然弄不清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央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完全相信，完全可以想像，这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不免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学理意义上的极其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苏联榜样的虔诚追随者，我对他们有一种尊敬与向往，有一种认同与深情。

　　而一接触到《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仅仅标题已经使我心潮澎湃。这里有苏联，有中国，有中苏友谊，有中苏交恶，有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有所有的对于长辈，同样对于我这一辈人的最最亲切、最最刻骨、最最迷惑也最最痛苦的一切过程、经验、凯歌、炼狱、烈火熊熊、翻江倒海。

　　而内容的阅读更使我感同身受。原来立三路线出毛病的时期，李立三还不到三十岁，不比我这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投入政治浪潮又一头栽倒年龄大太多。原来李立三在苏联竟被糊里糊涂地抓进监牢，险些被当作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日本特务处决。想不到那时在苏联，在共产国际，也有那么多幼稚与蛮横，那么多霸气与豪气同在。想不到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中，也有那些“风派”、挑拨是非者、诬告者、害人整人的恶棍活动着。想不到当年李立三在苏联遭受诬陷时，李莎被批斗被要求与丈夫彻底划清界限，而李莎入了中国国籍，却在文革中被说成了“苏修特务”。想不到李莎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经看出了苏联对于中国的戒心：当时苏联当局严禁它的援华专家与中国人包括李莎这样的拿苏联护照的人有什么个人交往。想不到，文革当中，李莎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了曾经在苏联受到过的同样的污辱：“怪不得你和你的丈夫一拍即合，原来你们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立三在苏联时，好不容易自狱中释放了，却留下了“皮包事件”“翻译错误”等尾巴。李莎大姐从秦城释放了，却一定要轰离北京……想不到李立三也好，李莎也好，他们的子女也好，竟然遭受了那么多考验磨难，不是比我这种政治运动中落过马的人遭受的更少，而是更多得多。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越是阅读，越是感觉到他们是最最普通的人、平常的人，带几分天真的老老实实的好人。李莎说到立三（请允许我也用这样一个比较亲昵的叫法）与她在文化上的差异。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立三不会跳舞，无趣地与不无嫉妒地看着李莎与别的男人相拥起舞，也很好笑。文革时，一开头，立三甚至想趁机认真地反省自身，“革自己的命”，提高认识觉悟，以至回到家里讲自己的检讨材料，征求儿女的批评意见，说明他的书生气，可说是有几分“迂”了。而立三在苏俄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在秦城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俱是令人哭笑不得而又扼腕叹息。

　　李莎的回忆令人正视了一个正在逝去、已经开始远离我们，已经渐渐被青年人遗忘的时代。而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那又是天翻地覆、锥心刺骨、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时代。热烈，真诚，浪漫，激情，简单化，无序，急躁，有时候走极端走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我们两国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又怎么能不庆幸新的历史机遇的出现！不庆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人民与国家的友谊！

　　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有着极其相似又各自不同的经验。难得有李莎的那样切近的观察与记录。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供应好，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感觉是到了天堂。六十年代苏联生活是一个高峰，与斯时中国的饥荒匮乏成为对比。这些都真实可信，令人感叹。中国爱搞群众运动。至今李莎对爱国卫生运动尤其是灭蝇成绩印象极佳。双方搞肃反镇压与囚禁犯人的方法李莎也深知其详，有所比较、感受。呜呼！

　　而总括起来，李莎大姐还是维护中国党和国家的形象的。她对于李立三同志，对于苏维埃的理想，对于她后来加入国籍的新中国，始终是忠贞不二。她的晚境很好，她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令人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多难兴邦，多难佑人，天佑忠良，好人一生平安。如果前半生有了太多的不平安与不必要的考验的话，他或她的晚年一定会幸福安康。

　　2007年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大快乐是在莫斯科结识了立三与李莎的女儿李英男教授，并从而认识了这不平凡的一家人。李英男是那种第一眼便显出了雍容与高贵气质的人。写序是她的委托，我为此感到荣幸。有风雨同舟的妻子李莎的真诚的与动人的记述，有英男这样的好女儿，立三泉下有知，应该得到安慰。

　　（《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研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