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主张疾病就是疾病，反对将特殊的意义加诸疾病之上

    人有两种死法，一是“好死”———快而没有痛苦；另一种是“坏的死”———漫长的拖延，无法压制的疼痛，将垂死者自己和亲友统统拖入痛苦的深渊，夹杂着惊恐、内疚和懊悔。在苏珊·桑塔格的独子大卫·里夫（DavidRi鄄eff）看来，妈妈的死正是“坏的死”。

病重中的桑塔格被送往纽约治疗

   
    大卫·里夫，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独子，他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至为痛苦的最后几个月，直到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死于白血病。他关于母亲最后时日的回忆录《死海浮沉》（SwimminginaSeaofDeath）于2008年初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

    她就是不肯承认垂死

    在被白血病最终击倒之前，桑塔格曾两度罹患癌症，先是1970年代的乳腺癌，然后是1990年代的子宫癌，但经历漫长的求医和痛苦的化疗，她两次死里逃生。她本来就自视甚高，认为凭其意志力便可战胜一切，甚至死亡。“我妈妈得病的时候，深信所有的规则都对她无效。”里夫说。

    这一次却不同了。在绝症面前，人们心目中那个坚强而孤高的女智者，终于还原成了凡人的模样———正如凯蒂·洛菲（KatieRoiph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所说：平凡得令人吃惊。里夫回忆，在确诊回来的路上，桑塔格望向车窗之外，口中连道了两声：“喔。”

    她告诉里夫：“这次，这辈子头一次，我不再觉得自己特殊了。”

    在书中，里夫试图从更深处去了解母亲。他想弄明白的是，母亲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太特殊了，从而不能去死？她成名甚早，年纪轻轻已是全国敬畏的知识分子。她拍电影、写小说、搞文论，每本书的出版都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大事。她在战火连天时去萨拉热窝排演话剧，抨击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轻易从另一个国家的监狱里救出晚辈知识分子———她似乎无所不能，又怎会轻易接受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现实？她两次对战死神，两次将敌人击倒而完胜，而这一次，不堪一击的又怎会是自己？她用尽一切办法，有时甚至是一个人在战斗。然而，失败的骨髓移植，反复的感染，不停地入院急救，紧绷的神经屡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在互联网上查找更多更好的治疗办法，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承认她已经成了垂死之人。里夫以极其冷静的笔调写母亲的病痛，进而探究这些徒劳的战斗究竟是出于傲慢还是勇敢，是妄自尊大还是求生的本能？他写道，母亲必须得去相信别人已经从癌症那儿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死亡，因为“在死亡面前，知识毫无用处，战斗的意志毫无用处，医术毫无用处”。
    但她是苏珊·桑塔格，她不会去相信这些。不仅自己不信，也不准别人相信。“她最想让我做的，便是坚定地拒绝接受她‘有可能’活不下来的想法。”里夫写道，在母亲剧痛，失禁，而且半昏迷的状态下，儿子也得“用欢欣鼓舞的声调告诉她，与前一天相比，她好像看起来好多了”。

    她不再疼痛了

    “她想让人们对她撒谎。”里夫在接受网络杂志《Salon》长篇专访时说，“我的意思是，她不想人家骗他，但她想活下去。她希望我和她生命中的其他人能给她一个保存希望的理由。我感到我必须得那么做，不管我本人的想法如何。”

    里夫说：“她不惜一切代价要活下去。当她说‘我对怎么活着不感兴趣’时，她就是这个意思。她是那种无法承受消失———死亡———的人。所以，她会为了每一口气而战斗，不管要为此承受多大的痛苦。”

    作为读者的我们，倘若未曾亲眼看到亲人经受这样的折磨，读到这里，你一定要责怪里夫不孝。但他当真是个孝子，母亲徒然遭受的痛苦让他心如刀绞。他在书中未曾直接描写母亲的病况细节，但只对《Salon》讲了一些。“移植（骨髓）后，一切要多糟就有多糟。她就像在遭受酷刑。”里夫说，“她一死去，我就请房间内的其他人离开。我要真切地看一看。我不管不顾地脱去她的上衣。她全身上下都是溃疡。她的身体，从嘴里到脚趾都是溃疡。痛苦必定十分强烈。她看上去不再疼痛了，这么说，真的死去，反倒轻松了。在最后那几天，她有些退让了。她讲话的时候，讲的也是遥远的过去———讲她的父母，讲她三十年前打过交道的人。她的心思不在现在，也不在我们某个人的身上。然后她滑入了昏睡。然后她死了。这不可怕。”

    三十年前的那场抗癌经历，让桑塔格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一书。她在书中主张疾病就是疾病，反对将特殊的意义加诸疾病之上。她指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

    那么，在最后的这场战斗中，她又赋予了疾病何种想像和意义呢？也许是她自己———她对自己的想像，以及她之所以成为苏珊·桑塔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