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研讨会现场

陈建功

廖红球

吕 雷

    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研讨会综述

    
    冰雪严寒锁不住春天的足音，2月24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研讨会”在京举行。群贤毕至，暖意融融，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廖红球，党组副书记吴赤锋，党组成员、副主席廖琪，以及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吴佳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广东文学顾问以及北京、广东、上海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吕雷，和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名共同主持。

    展锋是一位勤奋而富于责任感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讲述了一个家族式的姬姓村庄由发展、兴盛到因农村城市化改革、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改为城市居民的故事，叙事上结合了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时间跨度长达六百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新乡土叙事”的传统中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成为广东乡土题材创作的一大收获。他的创作关注底层，关注农民，以人道情怀和艺术家的勇气，勇于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从多角度展现多彩的生活画面。

    本次会议通过对《终结于2005》的研讨，进一步检验广东文学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成果，探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谐精神，发挥文学在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广东文学的繁荣发展。

    综述如下——

    乡土叙事：具有史诗的品格

    陈建功称赞《终结于2005》是厚重之作，他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他认为，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现实品格的作品。作者将视角聚焦到广东沿海地区富裕农村农民身上，饱含感情的刻画了形态各异的众多人物，体现了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姿态，为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沿海地区的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小说不仅写出了历史条件下，农民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自然情状，更写出了土地带给农民的亲近、温暖之感，写出了当土地资源成为土地资本，成为换取财富的手段，成为各方面利益争夺的焦点时，新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复杂情感。

    张胜友说，广东省作协在抓文学创作方面真抓实干，而且非常到位，这几年非常有成绩，走在了全国前列。珠三角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典型的地区。我们国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三四百年的时间，在广东这块土地上搞城市化，实际上是代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作家能够把握这种趋势，能够适应这种变革当中的社会生活，就能写出厚重的作品。广东作协，广东的作家很有作为，能够写出大作品，写出传世之作。当然，文学的表现，小说的表现达到了什么样的艺术成就，可以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广东这几年从作协到作家的努力方向、工作方向，跟我们国家民族的进程是完全一致的。

    廖红球认为《终结于2005》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满，语境叙述合理，艺术追求别开生面，在哲理思维方面也显示了作家的勇气和胆量。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广东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一部具有恢宏史诗气质、独特艺术探索精神、散发着深邃思想光芒的优秀作品。该作对“乡土叙事”传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粤味小说”艺术创新作出了成功的尝试，还为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他说，作者敏感地把握住题材优势，通过历史、现实两条相互交织线索，展示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以及农村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农民性格的多重性，较好地处理了“文学”的乡土和“现实”的乡土的衔接与统一。作者对乡土精神的开掘联系一定的历史进程，从生存状态、伦理倾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等方面内容书写一个真实可信的乡土。《终结于2005》在某种意义上描绘的正是一幅珠三角绮丽的民俗风情画，巧妙地把粤语融进了文学语言里面，书面语与地方俗语融合得天衣无缝，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广东小说特点，使粤语在写作叙述中发挥出浓烈的新鲜感和魅力。整部小说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既有神奇的家族神话、玄妙的历史图谱，也有琐碎的生活事相、复杂的现实矛盾，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新形象为广东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

    廖红球还认为，《终结于2005》深刻地展示了珠三角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揭示了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脚步的势不可挡，着重表现了世世代代以来农民以及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新市民们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并认真思考城乡二元冲突没有随着土地的重归国有而终结的种种问题。

    李师东对《终结于2005》的评价是八个字:难得、独到、厚重、新颖。他说，能够直观地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段的农村的发展变化，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意躁，是十分难得的。这部长篇小说把农村、家族、土地这些我们习以为常，有内涵深度的概念放在农村城市化历史进程中进行表现，写一个村落，一个宗族600年的历史，体现的是一个终结，它有时间的紧迫性，在时间的逼近之中，家族生存繁衍层层递进，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这部小说写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情感的联系，是一种精神的依附。这部小说写的是土地的得与失，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边缘的农村，实际也是困扰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曾经拥有的，失去的，我们所需感念的，正是我们从《终结于2005》这部长篇小说里面所能够得到的，想到的或者感悟到的，这正是《终结于2005》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

    《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认为，这部小说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如果仅仅用文学批评这样一个单一的角度，去读这个作品，会遮蔽掉很多重要的意义。当前整个文学界视野不够开阔，缺乏一些文学批评所必需的，比如经济学等这方面的知识，是大家共同的尴尬。展锋的小说提供给大家的重要信息就是他如此看重土地，并且在我们的创作当中，直接从农民视角谈土地问题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当前一般的文人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他们说的是一种趋势，说这个城市化进程，谈市场的供需关系，这都是非常理论化的东西，但是让一个具体农民去承担失地以后的这种惶恐的心情，这是一个文学表现的对象。乡土叙事在现当代文学里面有一个强大的传统。但是乡土叙事的整体话语，还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是知识分子的，它体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的焦虑。

    冯敏说:在读展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同时也读了柳青的《创业史》，感慨很多。我觉得相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读《创业史》的时候还那么感慨和激动？因为好的作品能够超越时空。展锋也好，柳青也好，他们写的作品都是瞄准了我们中国最要害的问题，也是我们最沉重的问题——土地问题。展锋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想法确实要高于一般作家。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认为仅仅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好这个小说的，而且谈经济问题、土地问题，是不是经济学家就一定比文学家谈得好，我看也不一定。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深入到一个领域，他对问题的展现就得有独特的视角。我们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读到了这样一部作品，以“我”的口吻，以一个农民的口吻讲述关于农民和土地的故事。一个仍在继续和发展、演绎着的故事，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它是对个人写作、内心写作的有力校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这部小说是以一个民间记忆叙述方式来展开对当下中国一个严峻问题的思考，它的内涵、主题和风格都非常鲜明，它表达的问题也非常清楚，就是农民和土地的问题，也是现在非常焦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这几年的小说中，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有一个现代性，有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对西方的挑战，我们有我们民族国家的任务，我们的叙述是以我们的方式来展现，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展锋的小说里面，恰恰表现了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激烈的冲突当中农民的一种态度，和一种强烈的抵抗意识。

    《终结于2005》表达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展锋作品叙述中总有大伯出现。在对这个人物的思想、情感、形象、行为、语言的刻画当中，显示出了当今农民的自我意识，对土地的自我意识，对工业文明侵入土地的那种态度。这也是过去乡土文学中没有的。作者“我”的叙述通过对大伯的叙述跳出去，看上去是“我”在叙述，但是借助大伯的视点、大伯的经验，不断地翻出民间记忆，存在复调的叙述，叙述者一是大伯，一是“我”不断地去迁就顺应大伯的叙述，通过“我”的叙述还原大伯叙述，二者之间构成了协调，始终是有一个“我”的现实在场，和大伯的历史的记忆。这些民间的传说，记忆、议论，口语混杂在一起，以一种非常还原的原生态的叙述，来重新去建构乡土的叙事。

    《文艺报》总编辑范咏戈说，展锋的书为我们能够超越文学评论的眼光去看这样一部书，提供了可能。该书具有史诗的品格，是民族精神的纪念馆，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我们从各个角度去解读它，而不仅仅单纯从小说的角度、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去看。另外，该书本身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生活对话的一个能力，他的这种对话能力把握了两个根本点，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变迁，抓住了主体对话，或者说中国当下的变迁本质，在这本书里面体现得非常鲜明。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了每个时期农民因土地的得或失而引发的情感上的、带有人性的一些变化。包括他们对身份和生存的焦虑。在这方面恰恰也是作品产生魅力的地方，也是能让我们得到文学滋养的地方。当然他还表现了作家可贵的文化立场，甚至还超出其他的一些同类的，以怨民形象出现的描写的农村题材的小说。现在有些小说往往是作家以一种单向的同情，或者悲悯的眼光看待失去土地的农民，但是展锋这部作品就不是这样的。

    凝望古典的终结：文学密切联系社会发展

    广东文学历来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传统，广东作家也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思想艺术追求，擅于深入地观察、思考新生活，满怀激情叙写时代。

    廖红球认为，《终结于2005》是广东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代表之一。作品中的故事、人物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原型，在特区一个村庄的土地分红被终结、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变革发生不久，作家即推出鸿篇长卷，真实再现特区农村改革超前于全国农村改革发展阶段的经历，并昭示着未来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某种发展趋势，深刻展示珠三角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揭示了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脚步的势不可挡，着重表现了世世代代以来农民以及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新市民们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并认真思考城乡二元冲突没有随着土地的重归国有而终结的种种问题。

    文学作品要通过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以及丰富多样的艺术典型，来反映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表现出作品所蕴涵的最大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功能，作家应当在政治信仰、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上打牢基础，才能对时代敏锐触觉和深入把握，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价值诉求和价值承载。多年来，从大量的广东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这片热土上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社会风气，广东人民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精神，大量涌现的改革者形象以及层出不穷的群众经验。广东文学，就是高度浓缩的、形象化的、新时期改革史的部分见证。

    中国作家协会原创研部研究员牛玉秋认为，《终结于2005》给人阅读时候所造成的冲击感是前所未有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加以开发和表现的文学题材领域，实际上涉及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蒂还是一种生产关系，而在社会变迁当中生产关系的变迁，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马克思在评价到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候，说巴尔扎克的小说甚至在经济学细节方面所提供的东西，都比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要丰富。这其实正是文学家对于记录社会变迁的一种独特的贡献，那种时代氛围，那种气氛，那种状态，那种可触摸的感觉，这种东西唯有小说家才可以做到。广东农民怎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展锋这部小说非常细致地把这种变迁展现出来了。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胡平认为，广东文学有纯文学的特点，很真诚，展锋作品也保留了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大作品的风格，又和主旋律能够结合得好，说它是主旋律也行，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作品也行，这是广东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绩，是非常大的成功。这个作品主要还是围绕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在这个作品里面性符号和农村的意象是不能分割的，女人与土地，男人与耕种，生殖与种殖，繁衍与收获，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农民如此留恋土地，不光土地本身是生产资料，而且和这块土地上男人和女人之间，包括野合在内的生活方式的留恋。最后这种生活方式终结了，终结的不仅是生产资料，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作者很高明，就是说他写出了农村生活的魅力。他叹息这种终结，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包括是整个农民的生存方式。这个作品一个比较庞大的问题就是主题问题，它的主题如果简单地说成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那就确实用不着写88万字。所以我觉得作者在构思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就不光是土地和农民的问题。主题对于创作的内容影响太大了，一个小的主题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可能是那样一个单薄的样子，但是主题提得越高，主题越大，能够容纳的东西就越多，这个作品从内容反过来看，主题就根本不局限于农民和土地，就是一个农民的家族史诗，但是如果是一个家族史的话，那这个内容就无所不包了。作者正是由于主题很大，从根本上解放了叙述，解放了作者的生活积累。小说还是要有惊奇的东西，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完全写成小说一样，那读者为什么要看你这个小说呢？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创作中的两难。这牵涉到你的主题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个写作非常艰巨，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要求有叙述能力。展锋的叙述能力非常老到，带点主观的口吻，又反讽、讥讽，而且能够坚持到底，一点松懈之处也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连贯得很好，现实感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展锋作品写一个村子的历史，把个人的史和整个家族史和整个时代大历史结合起来，通过一个村庄来解析，这里有个人的心境，人的欲望，人的呼吸，有生命力的表现，通过一些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一些野史的风采描写，通过这个野史和正史的结合，写出一个村子的大史。另外，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这个观察很复杂，一方面有认同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经济的问题。广东的农村城市化进程非常巨大，这个速度和效率都是前所未有，是人类史上的奇观。所以我觉得他写到的这种农民非常微妙的感情，现代化产生了很多困惑，所以展锋最有深度的地方就是把现代化的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阐述得特别有力量。对这个大发展，展锋作品提供了很好的角度。中国的大命运大历史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必然性，展锋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了，所以特别深入，有力量。展锋作品的强度在于他是个人史，是一个作家写的，一个个人写的。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历史感觉，加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没法克服的欲望，有民俗，有社会等等，一方面他写得很热，另一方面也写得很冷。这样一个东西的好处，就在于这种混杂创造了新的生命，给人类学提供了毛茸茸的东西，是中国现代性一次超越以后的，通过个人的力量，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进到中国现代史的观察。我们的写作者经常是对人类的理解想有充分的认识，对人类的复杂很有认识，说的是人应该怎么样。展锋这个书最好的地方，就是不是人应该怎么样，而是人现在是怎么样，他对人性的观察很体贴和入微。

    张颐武认为《终结于2005》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趣，这个意趣使得这部书有不一样的价值。他通过这个表达对人性的关切，这个价值应该是得到高度肯定。该书既是一个村史，同时更高的地方就是对人性的观察，显示了一个作家跟他自己的时代，跟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历史之间做的一个搏斗。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认为，展锋小说有三个传统，第一个传统就是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叙事传统。第二个传统是继承或者发扬了家族小说的传统，因为他写了一个家族的五代人，所以这个家族小说也是写乡土小说经常使用的一个结合方式，在传统背景下，展锋融进了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段，融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奇谈，包括一些光怪的地方词汇。通过家族的变迁，家族历史的变化，展现一个大历史的发展。第三个传统是继承发展了粤语小说，也就是广东文学的传统。广东文学其实是自成体系的，粤语文学的方言词汇丰富，《终结于2005》里面用了大量的广东话，而且很生动，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礼赞与忧思并存：典型中国经验的讲述

    《终结于2005》借助描写珠三角地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以及在生存、利益、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珠三角一个村庄的终结、矛盾冲突和农民身份转变，反映出广大农民在沧桑历程中所具有的多重性格以及生存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轨迹。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观照中国从农业社会生产关系向工商的现代化的经济转变的历程，带有中国广大农村、众多农民转型时期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

    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贺绍俊认为，《终结于2005》是一个很贴近现实的作品，它的思想内容复杂，叙述方式也很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恰恰就是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它是写农村的，写广东的农村。广东的农村的复杂性带来作家面对现实的矛盾性，就是说这样一种复杂的现实生活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把握。作者他很真实地把这样一种思想和矛盾展现出来了，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小说写农村，写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们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了以前在同类作品中没有看到过的。作品抓住了广东农村的实质，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造就了没有身份的城市人和没有身份的城市化。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作者抓住了这样一个特殊性，该怎么来把握这样的现实？他就在揭示矛盾。土地已经演变为地皮，进入到了城市化的进程中，但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还排除在城市化之外，这种矛盾的影响是潜在的，这部小说就写出了这个潜在的影响和村民的担心，担心这种影响在慢慢改变他们的传统，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作者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现实，其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是存有疑惑的。他写现实生活，经常要把这个现场拉远到历史的景象中去，来写近半个世纪农村的变化，他写到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非常诗意的叙述。从这种复杂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作者本身内心的矛盾，使我们对这种现实生活有更深的思考。作品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就是这个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讨论和阐述的空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展锋写出了由近代到现代，到当代，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独有的特点和大趋势，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同时作品里充满了很多反讽，在记忆中寻根，在反讽中反省。另一点是对男根的崇拜。这里面不光写了像生存、生命、生殖等，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或者说对历史记忆文化上寻根的描述，把这些和家族纠结在一起。作者所写的基本上是不种地的农民，这里的农民仅仅是一种身份而已，从实质上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展，这个身份也要改了。他们实际上是为了保自己这样一种身份。这个作品写现代的农村城市化，除了土地不断减少的代价之外，还给农民身份上的自我确认带来一种困惑，使得很多农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往哪儿去，怎么走，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具有了人性的深度。中国作协原创研部主任吴秉杰认为，要重新看待土地，重新看待农民，重新看待历史，重新看待现实。《终结于2005》带来许多观念上的启发，比如土地和农民的关系，过去是把土地从家园的意义上理解它，或者从衣食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在这个小说里面土地变成了资本，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土地可以买卖。这个村里土地可以入股，可以分红。这部小说的整个叙事把过去的土地革命，把抗日战争，把解放以后的土改都写进去了，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方式。作者对当下的现象有许多思考。人和土地的关系包括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发展关系等等，展锋提供了一个开端，就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原创研部主任雷达认为《终结于2005》的价值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历史文化类型的独特性，丰富了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构成，开拓了中国农民形象的丰富多样性。过去大家都不认识珠三角地区和该地区的农民，他们和平常说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是不一样的，该书完全从文化意义上去系统的开掘这块土地，这还是第一次。他写活了一个宗族，就写活了一个地域文化，他的叙事是非常成功的。文化构成的独特性，是作品价值很重要的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土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这部小说和别的小说最大不同就是土地是没有终结的。土地的价值或许可以交换，比如一下子能得到很多金钱，但是出售之后这个村庄的历史就没有了，根没有了。这些农民最后生活在都市里面，他们在精神上是非常空虚的。为什么大伯死也要保住农民的身份？钱能买到一个村庄的历史吗？就是这些东西，使这部作品有了新颖独特的价值。

    此外，吴佳联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健宏委托，向中国作协的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祝福和感谢，向展锋表示祝贺。《终结于2005》中大伯的原型，深圳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潘强恩到会并作发言，展锋向研讨会主办单位、与会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著名文艺理论家潘凯雄、王必胜、李炳银、张陵、阎晶明、杨志广、胡殷红、张懿翎、王干、黄宾堂、骆军、徐春萍、李东华、李朝全、赵宁、岳雯、红孩、谢望新、游焜炳、陈志红等出席了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作家网、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到现场作了采访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