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邵洵美系列作品第一辑五卷本: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回忆录《儒林新史》，由邵洵美的家人编选。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派诗歌的主将，狮吼社、中国笔会等诸多团体的重要成员。我先读了《花一般的罪恶》，从他的诗中找到了一把读懂他的钥匙。

    我读《花一般的罪恶》，常在早晨醒来或晚上睡前，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听得见诗人的脉动与呼吸。“我始终相信柯勒立治的这句话:‘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有他自己‘最好的秩序’。”(见《花一般的罪恶》自序)邵洵美的诗确有一种秩序之美，还有一种格调美，《昨日的园子》、《五月》、《颓加荡的爱》、《Z的笑》、《季候》……其中无不体现出秩序与格调。有的诗如果谱上曲，在今天可能还会广为流传: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女人》

    在一首令他的挚友徐志摩最喜欢的《春》中，他咏道:“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在另一首《甜蜜梦》中，诗人格外意味深长:“啊，玫瑰色，象牙色的一床，/这种甜蜜梦，害我魂忙；/我是个罪恶底忠实信徒:/我想看思凡的尼姑卸装。”我发现他的诗中，“甜蜜”与“罪恶”时常交替出现，有时同时出现，他的诗紧贴现实生活，表面看，“大多在表现近代人对爱欲的颂歌，显出人生的享乐”，实际体现了狮吼社鲜明的诗歌主张:“寄叛逆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读他的诗感觉得到诗人的骨性，及笔下的幽默与辛辣:“啊我们像是荒山上的三朵野花，/我们不让人种在盆里插在瓶里；/我们从澜泥里来仍向澜泥里去，/我们的希望便是永久在澜泥里。”他是泰然自若的，即便是一些抒发内心烦闷的小诗，也决不虚伪、退缩。

    诗人也有直接揭露时弊的诗，在一首《上海的灵魂》里，他嘲讽道:“啊，我站在这七层的楼顶，/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下面是汽车，电线，跑马厅，/舞台的前面，娼妓的后形；/啊，这些便是都会的精神；/啊，这些便是上海的灵魂。”另有一首《游击歌》刊登在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办的抗战刊物《自由谭》月刊创刊号上:“时季一变阵图改，/军装全换老布衫；/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这期创刊号问世后，香港《大公报》曾给予它高度的评价。

    我从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里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花一般的罪恶》当年问世后毁誉备至，“有的批评者甚至将道德礼义来做了批评的工具。”有位孔先生读了《Z的笑》中“啊你蛇腰上的曲线已露着爱我的爱了”一句后，不知听谁说腰上的曲线只有一条，便向邵洵美发难:“‘曲线’怎么就可以‘露着爱我的爱’了？”邵洵美回敬道:“假使诗而要处处依了科学，那么，我想诗者至多不过是科学的方式或定义而已。其实这恐怕是孔先生头脑太狭隘的缘故。”

    邵洵美被人们称作唯美主义者。有人说:“唯美主义者是革命者。”读了邵洵美的诗，我完全理解了这句话。

    二

    邵洵美生于1906年，逝于1968年，浙江余姚人，清末高官后代。长相酷似徐志摩，被人称作“美男子”。他以诗而为人所知。知友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夏衍、陈梦家等人对他的诗都有过诸多赞誉与评价，妻子盛佩玉更爱读他的诗，将他的一首定情诗《白绒线马甲》一直保存到生命最后。与当时中国的许多新青年一样，邵洵美曾受过郭沫若等人的新诗的影响，感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但是他嫌它们太散文化了。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他在意大利拿波里的博物院里，从一张壁画的残片上发现了古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神丽，转而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又从她的诗格里得到启示，从此怀抱了个创造新诗格的痴望”(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而开始了自己的“诗的行程”。在欧洲，他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英国近代诗人史文朋，从史文朋又认识了先拉斐尔派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王尔德、波特莱尔、魏尔伦等唯美主义作家。留学期间，他暑期住在巴黎。在巴黎画院，他结识了徐悲鸿、张道藩等人，并加入由他们发起的中国留学生艺术联谊性组织“天狗会”，拓宽了艺术眼界。后来家中因故召他回国，学业还没有完成，他就告别了师友回到祖国。

    1926年，22岁的邵洵美成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后创办了《狮吼》月刊。1928年，在办《狮吼》的同时，他用祖上留下的遗产创办了金屋书店及《金屋》月刊。金屋书店的作者阵容可谓强大！他自己也亲自写撰文、翻译、评介。金屋书店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小说、理论、诗歌、译著，多具唯美色彩。1929年，徐志摩创办的新月书店负债累累，难以维持，邵洵美应邀加盟并给予了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将书店接办下去，并与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将《新月》月刊编下去。1930年，徐志摩领衔办《诗刊》时，邵洵美直接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1932年，邵洵美索性接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一些如雷贯耳的重要刊物从他的手中一一问世:《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时代漫画》、《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英文版《直言评论》，以及“新诗库丛书”、“论语丛书”、“自传丛书”等等，其影响延续至今。《论语》问世后立即成为一本畅销杂志，还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流派:论语派。《论语》创办前后长达十七年半，因其幽默、讽刺、俏皮、滑稽的风格和战斗力，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抗战胜利后，《论语》复刊。1949年5月，它再次被国民党当局令停……

    邵洵美搞出版总是亏本，用他的妻子盛佩玉的话说，是“没有进帐只有出帐”。他开支大，朋友多，为人慷慨大方，有“小孟尝君”的美誉，经常“感情用事”，资金周转不灵，只好在银行透支，也时常要靠借债、典当才能将出版事业和家庭生活维持下去。为了从国外购买设备，他卖掉了房产，买回的设备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抗战中，诗人、出版家邵洵美也是一个战士。1937年11月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与人出了《抗日快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七·七事变”后，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自由谭》，寄情于方寸之间，体现了中国人的气节。战乱中，有多少人在受苦受难，邵洵美和家人也不例外。“他是埋头苦干，自己编辑，他没有找到群众力量，又不找组织，但也无组织来找他，也无群众来看他。日本人容不了他还在自由发挥，故下了命令要暗杀他。”(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为避暗杀他躲到了项美丽家，又协助翻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在自己编辑的英文版《直言评论》上发表，并为之秘密出版单行本。他不是左翼作家，且与左翼作家有过摩擦，受到过鲁迅的批评；鲁迅批评他的文章甚至还上了今天的高中课本。但是他帮助过左翼文人，夏衍、丁玲等人都得到过他的无私资助……

    1945年，抗战胜利了，“时代”的牌子又挂起来了。为了购买设备，邵洵美去了美国。此后，《论语》复刊、帮助政府承印公债、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为迎接新时代印新书、解放后为响应国家新闻总署的动员将设备卖给国家印刷《人民画报》，并亲自运送机器上北京……

    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份工作，他索性将家搬到了北京。后来，又怅然搬回上海。为了生存，他竟办起了一个化工社，生产石炭酸供应市场，很快就不行了。生活窘迫时，只能卖自己所珍藏的邮票。所幸，他又有了译介世界名著的机会，先后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姊妹》和《四章书》，等等。然而，1958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在上海看守所被审查了三年，最后无罪释放。1985年，才得到了平反昭雪，但这时，他已经离世多年了。

    邵洵美死于“文革”中。“他的一生遭遇坎坷多变，在动荡的岁月中又受疾病的折磨，真是悲惨伤心。走时仪容极端庄，就像睡着了一样。”(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诗人生前生后，遭遇过一些不甚公正的评价。对此，他似乎生前就已经坦然，曾咏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见《花一般的罪恶》)在《花一般的罪恶》中还有一首《洵美的梦》，这首诗于1936年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我轻轻走进/一座森林，我是来过的，这已是/天堂的边沿，地狱的中心。/我又见到我曾经吻过的树枝，/曾经坐过的草和躺过的光阴……”这首诗让他的家人对他倍添怀念，也让读诗的我深深黯然，并再一次被他的优美诗句打动。从读他的诗，到读他的随笔、文艺理论、小说、回忆录，这个夏天我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