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07年6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带着他从王道士手中哄骗买来的29箱文物离开了敦煌踏上回英国的路途，从此，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惊世珍宝开始了流散之路。今年5月15至17日，大英博物馆将举行活动纪念斯坦因从敦煌回到英国100年。而对中国学界而言，这百年，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值此回望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百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这期“百年流殇”专题，期待大家对这一文化的关注和思考。

本报记者刘波

赵声良博士：日本成城大学美术史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著《莫高窟》、《飞天史话》、《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灿烂佛宫》、《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等专著。

近日，赵声良博士来到深圳参加关山月美术馆的学术活动，借此机缘，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后继无人是国外目前敦煌学研究之现状

记者：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在我国西部地区掀起了一个掠夺式考古发掘活动的热潮，从敦煌、新疆等地出土了大量文物并被带回西方，并掀起了汉学热的高潮。那么经过百年之后，目前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赵：考古新发现势必带动相关的研究工作。1907年斯坦因带回英国的藏经洞文物震惊了西方社会，从而掀起了汉学研究的高潮。当时做得最好的是法国学者，如精通汉文又精通多种古代亚洲语言的沙畹、伯希和等学者，迅速从敦煌文书写本等材料中取得研究成果，推动了整个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流散到海外的敦煌文物造就了海外三代汉学家的成绩。但是目前，国外对敦煌学的研究基本处于静止状态，或者说是进入尾声。而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后继无人。

学术的热点通常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同欧洲国家相比，近十年来美国的敦煌学研究就出现了回升的势头。由于美国近些年一直很重视和我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成为很多美国年轻人的兴趣，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代表，敦煌学自然会得到关注。在近些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总会发现一些来自美国的新面孔，这是特别令人值得欣慰的现象。

全球学者共享的敦煌宝藏

记者：我们知道，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文物绝大多数流散在海外，尤以英、法国家收藏最多。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研究工作呢？对于严谨的学术工作而言，文物一离开出土地，其价值就损失了一半，更何况是被这么散乱地收藏？另外我们国内学者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研究海外的收藏呢？

赵：这样分散的收藏当然严重破坏了文物的价值和研究工作。由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生不逢时”，随后又遭受强盗式掠夺，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解放前我国学者研究海外的敦煌文物主要是依据法国学者伯希和编著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图录，做一些有限的研究工作。比如说王国维、罗振玉都是靠从别人转抄过来的一些资料做出研究工作的，非常不容易。解放后通过北图和英、法等国交换资料的办法，推出了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台湾又在1980年代将这套胶片影印成书《敦煌宝藏》出版发行，这对当时研究敦煌学的国内学者帮助极大。进入1990年代，我国政府又投入极大的资金，先后与英、法、俄等相关机构，合作推出英藏、法藏、俄藏《敦煌宝藏》，至此，大部分的海外收藏基本得以刊布。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有了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得以亲眼目睹海外的藏品。

目前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都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数据库，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各自收藏的敦煌文物制作成数据，检索起来非常方便。我们国内的学者也尽所能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比如我们研究院自己建立的数据库和北图建立的数据库，都很详尽。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更细化，建立更为高级的索引系统。

亦学者亦盗贼的斯坦因

记者：今年5月中旬，大英博物馆将举办斯坦因带敦煌文物回英国百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国内一直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家，您是如何评价斯坦因的？听说大英博物馆也邀请了敦煌研究院派人赴英参加活动，会派人参加吗？

赵：我想国内大多数的学者，对斯坦因的看法和我一样，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我刚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时候，斯坦因在我的眼里就是外国魔鬼，一个文物大盗，对其痛恨可谓咬牙切齿。但是斯坦因的著作又是入门必读，如他的考古报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对他非常佩服。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而言，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和考古学家，对敦煌学的发展贡献极大，可以说是敦煌学的奠基者之一，这也是学界的共识。

但无论我们对他的学术地位评价多高，他的行为却是违法的，是文物偷盗行为。我想这是个是非问题，所有的学者都应该有明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也极为反对“敦煌宝藏即使不被斯坦因带走，也会毁于十年动乱”这样的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没有是非观的表现。

5月份的会议的确邀请了我们研究院派人参加。刚接到邀请时，我们都觉得有种屈辱感，敦煌文物流散海外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痛点，怎么可能会去纪念一个严重伤害我们民族情感的文物大盗呢？但是冷静下来后，从了解和交流的层面考虑，我们还是决定派人去，因为届时举办的文物展览是一个可以亲眼目睹敦煌文物的好机会啊。但我们不会在会上做发言，只参加相关的学术讨论。

敦煌文物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记者：1983年在我国第一次举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海外敦煌文物归还中国的愿望，2000年，在百年敦煌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归还中国海外敦煌文物的呼声再起，很多媒体还参与了相关报道。您觉得有这种归还的可能吗？

赵：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更希望这是可以实现的愿望。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不大。这其中牵扯了很多历史原因，不是一个条例或者说法就能解决的。2000年百年敦煌的纪念活动中，的确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还有媒体都提出了这样的愿望，当时有出了口气的感觉，但在国际上却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那一段时期，国外各大藏馆拒绝再借出文物给我们做研究工作，一些合作项目也暂时终止了。我国学者们敏感地感觉到这种变化后，积极想对策改变这种局面，而最能扭转这种偏见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我们敦煌研究院的现任院长樊锦诗女士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她经常对我们说，对敦煌最好的保护就是要把敦煌放在世界遗产的大范畴下，让全世界来认识敦煌，了解敦煌，热爱敦煌；让全世界来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献力献策，敦煌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她首先是世界的瑰宝。

事实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研究整理。我个人认为，如何继续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在西方学界再次掀起研究敦煌的热潮，以及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再上一层楼，应该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

敦煌五“盗”士

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洞，开凿在第16窟甬通壁上，洞内空间仅19立方米。

1900年初夏的一天，时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清理窟前流沙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据《王道士墓志》记载，他“以流水疏通三层沙洞，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没有多少文化，就送了一箱文书给在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自负的廷栋一见，认为纸质恶劣，书法还不及自己，对王道士和这些文书一并鄙视，后来陆续送给他人，廷栋的行为也是清代没落的象征。王道士在酒泉讨个没趣，回来将藏经洞重新封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统治愈益腐败，西方列强趁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同时还疯狂进行文化掠夺。最早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罪恶活动的，有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俄国等探险队。

1900－1901、1906－1908、1913－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探险，获得大量的西域古文字和其他文物。1907年，正在新疆进行探险的斯坦因闻知敦煌发现许多文物，于3月16日来到敦煌。因王道士不在家，便雇一些农民到敦煌西北地区盗掘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获得汉简等大量文物，其中包括轰动学术界的4世纪初的粟特文书。5月21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终于见到了王道士。王道士见这位洋人不懂汉语，心存戒意。在中文秘书蒋孝琬的斡旋下，斯坦因用4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写卷、5箱绘画品，共计写卷1万多件、绘画品500多件。

1908年2月25日，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新疆也闻讯赶到敦煌，用500两银子换取了大约7000件文物，其中包括200多件绘画品。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选取的中文写卷价值高于斯坦因带走的文物。伯希和将文物运回到法国之后，才于次年在北京向一些人展示他随身携带的少数写卷，在北京的罗振玉等人学识自然要比廷栋高，便提请学部收集剩余文物。1910年，约万件文书运到北京收藏，官吏在运输途中又大肆偷取。

王道士发觉藏经洞文物越来越值钱，在移交时又偷偷藏了1000多件写卷，分别卖给1911－1912年来的日本大谷探险队、1914－1915年来的俄国探险队和1914年再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这次斯坦因用500两银子换得570件写卷，与上次相比是大大涨价了。

俄国人奥登堡在敦煌停留时间长达半年（1914年8月－1915年1月），得以从容收集大量写卷、绘画品、壁画、彩塑等文物，以及洞窟记录、拍摄照片、绘制草图。奥登堡拿走的绘画品有200多件，还揭取完整的壁画16块，碎片61块，今藏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东方部。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从敦煌劫走11块敦煌壁画和328窟的一尊彩塑，今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藏经洞的发现，使得4－11世纪的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是20世纪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生不逢时，敦煌的无价之宝，横遭厄运，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名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王惠民